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洋节比较适合人类的精神需求，二是比较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消费心理。而我们的节日文化的元素较为单一单调，偏向政治性和团体性，在个性化和丰富性上有所缺欠。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所谓文化，所谓文明，都是以各种形式来体现的，节日也是很重要的一项，为什么洋节能传到我们国度，我们的节日就不能传到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呢？因此我们一定要重新认识传统节日的意义，并把它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去考量，下功夫去包装它，给它赋予崭新的意义，然后让他漂洋过海到外国宣传我们的精神文明，这叫中为洋用。

    周华驹，皮肤白净，文质彬彬，再加上一副眼镜，给人的感觉书卷气很浓。听他讲话时，除了他善于用征询的口气外，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者。来常平镇之前，他原是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笔者曾和他有三面之缘。

    第一次，笔者受东莞市委一位领导之邀，在参观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时和其认识。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东莞处在前沿，港台方面常有人来此观光走访，内地亦常有朝东南走的时尚。于是我就加入了这个行列。记得正巧有香港文艺代表团来访，市领导便于陪同，就把我们弄到了一起，大概周华驹当时是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来参与接待工作，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第一次交谈不多，印象不深，只是彼此交换了名片。第二次，笔者接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参与撰写一部大型专题片来到东莞，接待的正巧又是市委宣传，这时周已是宣传部副部长了。这次彼此因了上次的交情，所谈较多，知道他身在侨乡，家中有许多人都在海外，他不久也要到国外发展。笔者印象很深的是他的从容和沉静。一个具有海外背景的政府官员，他为什么还能一丝不苟地从事工作呢？一边是微薄的收人，一边是丰厚的进项，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他何以有这样的耐性呢？这样的念头闪过之后就烟消云散，等这次又来东莞，再度想起戴眼镜的老周时，就想，他此时一定是在国外的某一处，据说是在美国的关岛，说不定已经成为大老板了。哪成想，这次竞在离桥梓不远的常平镇意外地和他相遇，况且知道了他也是周敦颐的传人，也正是因为是周的传人，他才不忘祖训，放弃到国外发展的想法，回到故乡，决计为常平镇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周华驹说了许多，给我震撼的是如下一句话：自桥梓有史以来，700多年，周姓人家为官之人，没有一个贪官，皆效先祖周敦颐中通外直，出淤泥而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