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酒地，造成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极度低下和混乱。

    在1943年发生了奇怪的事，这年已经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战争是头等大事，可是重庆政府下达了紧缩兵工生产的命令，经费减少，人员也要裁去五分之一。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拿出花名册，告诉上面来的人说：“我这里没有闲人，每个人都有工作，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花名册上个个有保人和相片的。”这一年，美国顾问纳尔逊来华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兵工生产的水准低下，竟然有的士兵在一年内分配不到一颗子弹。

    知识分子逐渐失去对政府的忠诚，考古学家李济对蒋介石出面支持限价的行动感觉近乎可笑，仿佛经个人要求就会改变经济规律。在昆明，学者们对蒋介石既做英雄，又充做圣贤进行了尖刻的嘲弄。金岳霖拒绝阅读蒋介石的新作《中国之命运》。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真正受到重视的，或者在国难当头之时上上下下的阶层是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清贫挨饿也没有失落和怨恨。但在亲眼目睹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之后，真诚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终于开始心灰意冷了。偏偏自大而麻木的政府对教师们忍饥挨饿显得很冷漠，但对加强政治和精神控制却兴趣盎然，党化教育毫不放松。

    前方战士们的待遇日渐低落，与物价形成反比。他们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隆冬腊月都是裹着一袭单衣。陆军上将月薪俸收入甚至不如一些行业的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数计算，只抵得战前文书上士的收入。军人的待遇不仅偏低，而且还时常被拖欠军饷，军饷到部队后往往又被一些军官克扣。伙食的恶化带来士兵体质的恶化和衰弱，1943年，中国空运1800名新兵去印度蓝姆伽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一位军长承认，“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一部分军官经商，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走私活动，贪污和克扣士兵的军饷、吃空额的现象形成风气，高级军官精神颓唐，腐化堕落严重。蒋介石并不讳言这一事实，他承认，“自抗战末期以来，我们国民革命军内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但除了以家长式的口气进行道德方面的训导，他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这些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影响到军人的士气。由于上述原因，军队中逃亡的士兵很多，以致各部队无法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士兵进行有效的作战技能训练。这种恶性循环导致部队作战能力衰退，而且士兵的大量逃亡加重了军队中已经十分严重的作战伤亡以外的损耗。另一后果是军中军纪废弛，士兵中扰民的违纪行为也日渐增多，招致当地民众产生恶感。国民政府军队的虚弱在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时终于暴露于世。

    一个日益老化、僵化、家族化的政府在不知不觉地掏空自己的政治基础，还误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悬空独立呢。

    这年的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这一消息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国民党乘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也应该随之解散。国民党的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然后组织可以合法；另一种主张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国民党军队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集中了16个师，用武力威胁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些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战，重新造成国共关系的紧张和不安。

    到了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论文，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