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了一眼，说：“我看十有八九！”她是财务科的出纳，专门负责发钱，我们都亲切地尊称她为“财神婆”，因为找她除了领钱，没有一点别的事。

    另一个也是40来岁的男人问：“你怎么这么肯定？”他是执法科的一般干部，个子虽然不高，身手却很了得，出去执法时，他最擅长做先锋打头阵。他姓陈，我姑且称他为陈先锋吧。

    财神婆鄙夷地说：“除非是傻子才看不出来。”

    她的这句话显然伤害了我，把我说成是傻子，但我并不生气。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赵曼丽这个孩子的问题上，我的确是个傻子，什么也看不出来。

    罗科长说：“我看也差不多。你们看，赵经常坐着刘的车进进出出，就跟刘的贴身秘书似的。要不是有那种关系，哪能这么密切？”

    陈先锋说：“这事严志军应该最清楚了，老子把严志军这小子叫来问问就知道了。”

    罗科长不齿地说：“你脑子进水了？严跟刘穿一条裤子，你去问他，不是把自己的脑袋送到刘的刀子口上？”陈先锋见自己的顶头上司批评，便不敢再坚持要找严志军了。

    财神婆说：“还用问他？这事我最清楚。现在赵差不多都成了财务科长了，每回办公室送来的发票，多数是她签的经办人。”

    这句话像是提醒了我什么，我马上问：“财神婆，我问你一件事，上回老同志宿舍那些票据，后来报了吗？”

    财神婆说：“怎么没报？李主任送到成局长那里签不到字，就找到赵，赵把那些票据直接拿到刘局长那里去签了，就是在我手上领的钱。”

    我“哦”了一声，票据事件的疑问终于恍然大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李主任突然对赵曼丽态度的反差问题。原来，一切皆是因为赵曼丽帮了他的忙，送600块钱的“厚礼”，便也在情理之中，我心里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罗科长恨恨地说：“现在什么事都乱来，哪里还像个局？刘每天都说要‘以局为家’，他真是把局里当做自己的家了，不但‘家’里的东西随便拿随便用，连人也随便玩！”

    财神婆说：“唉，管那些干啥？只要他不少我们的钱就行了。我只是替赵的老公感到难过，还没结婚就戴上一顶绿帽子，今后他怎么做人？”

    罗科长说：“怎么做人？我看他是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不把赵打死才怪，说不定还要找刘拼命。”

    陈先锋跃跃欲试地说：“好啊，打起来才好！”罗科长又瞪了他一眼，说：“你就别在这里瞎搅和了。打起来有什么好？虽然是刘的事，可丢脸的是我们局，是我们局里的干部职工！猪脑子！”陈先锋又被他的顶头上司批评一顿，便不再说话了。

    罗科长又说：“你们发现没有，今天刘没来喝酒呢。”

    财神婆马上说：“就是，他哪有心情来参加赵的婚宴？说不定都气死了。”

    我知道刘局长是去市里参加会议去了，虽然会议明天才开，可他提前一天去也很正常，这事不应该跟他与赵曼丽的关系扯到一起吧？但此时我的情绪极为低落，对维护局领导的形象和威信也没有多少兴趣，便不替他解释。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赵曼丽和刘广民局长，心情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照样是喝得热火朝天。我也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但我显然是在喝闷酒，这一点我自己十分清楚。照说，赵曼丽和刘局长之间再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也与我无关，我为何要自寻烦恼呢？

    等我走出酒楼时，发现已经步履蹒跚，我有点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