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更深层的焦虑——身体的焦虑与情感的焦虑。

    当杨澜在采访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时，这位权倾政界的女性道出了内心的疑惑：“作为女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内疚感，因为你总是在想，是否花了足够的时间来陪孩子？”不过奥尔布赖特也认为，女性的确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并经常自问“是否尽力做了你该做的”。这一点，杨澜深有共鸣。

    在她的记忆中，有一件事让她非常“内疚”，在女儿出生刚刚满百天的时候，由于需要在上海与北京间往返多次，参加“申奥”的活动，杨澜发现自己开始缺少奶水，最后不得不被迫给女儿提前断奶。在她看来，母乳喂养这份不能替代的工作被她给“搞砸了”，这成了她“不能弥补”的遗憾，对女儿的内疚久久不能释怀。除了对孩子的内疚，纠缠于工作的女性，那些烦琐又具体的压力遮蔽与分散的是正常的生理需求，这种被动的冷漠是对身边爱人的忽视和不尊重，渴望亲密，亲密却并不那么容易达成。

    穿梭于东西方，杨澜发现这种焦虑在女性之中也是没有国别之分的。经过观察和了解，现代中国妈妈与美国妈妈相比，还是比较“有福”的一个群体。美国的妈妈们更加焦虑，中国孩子一岁半就可以被送到幼儿园，而美国小孩子四岁之前根本就送不出去，如果白天将孩子托管于他人，甚至会被怀疑虐待孩子。

    众所周知，美国的小孩子们下午3点就放学了，对于8小时工作制的职场妈妈们来说，如何能够做到天天请假，去接孩子放学呢？她们面对着方方面面的压力，身边的一切都在暗示着她们“妈妈最好亲自去接孩子放学”“不可以不去参加家长会”，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就使很多女性被迫放弃自己的工作。对比中国社会会发现，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下，老人们愿意帮忙承担起照顾小孩子的“使命”，另外保姆和家政也属于比较廉价，并且容易获得的社会服务，这一切对于美国的职业女性来说，堪称很难享受到的福利。

    尽管拥有自己的强大支持系统，尽管各有各的平衡之道，但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系统观察，杨澜还是有想法与天下女人分享。

    2007年9月，杨澜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妇女论坛”上发言，她结合自身经验，为那些忙到焦头烂额、累到气喘吁吁的职业女性同胞们支了三招：

    第一，人不是累死的，是烦死的。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能量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加上从中得到乐趣，犹如火上添柴，即使身体累些也容易恢复。

    第二，要有单纯而明确的目标，而且意愿要足够强烈。如果你真的想平衡，就一定能做到。如果你的目标是事业成功，就会觉得平衡是个麻烦，可如果你把平衡本身作为目标，达成的可能性也许就大大增加了。

    第三，建立支持系统。谁也不是神仙，每天都只有24小时，你一定要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就像一棵树，根系越发达、养料越充分，就能长得越高。

    这三招，与其说是女性的自救，不如说是对社会的反讽。当女性们的解放之路已经行进了百年之时，原来社会在许多层面上，从机能到心理都还没有做好应该具备的成熟应对。

    在这样的仓皇中，平衡到哪一步就只有依靠男人和女人的智慧了。当然，让女人们不那么绝望的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批主动搭把手的另一半们，比如顾家好男人代表——黄磊。对于做饭，黄磊不是喜欢，而是酷爱，在家为太太和女儿做饭，不纯粹是表达爱的方式，而是作为男人一种特别的减压方式，同时还是炫耀自我的方式。做完饭，男人黄磊还不吃，就看着太太和女儿吃，他在旁边乐呵呵地喝酒，就两个字：开心！吃完了，喝完了，谁刷碗？太太孙莉又声明：我爱刷碗，这活我包了。两口子的配合天衣无缝，让杨澜大为感叹：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