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有一天没人关心我了，这个世界肯定更加美好。

    从你写《三重门》到现在，正好十年，这也是新世纪的十年，中国、世界和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怎么总结自己的十年，中国的十年？

    就像十年前，你送人家一个杯子代表一辈子，现在你肯定不好意思送人家一个悲剧（杯具）一样，其实时间只是改变了时代，而很多东西本身并无变化。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是如此，我不觉得我这个十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个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很多东西并无变化，只是所有以前存在的东西都扩大化而已。它也是在被时代推着走，但是由于重量太大，所以时代也经常推不动它，或者进三步，退两步。

    2006年3月你跟白烨、陆川、高晓松在网上打架，游戏性娱乐性大过了观点的表达，大家看得很乐，现在你还有可能做这种事吗？

    这事情实在不是我控制的，你的本意其实是要正儿八经的探讨文学，结果跑题很远。主要是主动跳进来的人跑题太远了。我觉得作为练手，都没有问题。而且以前我们表达观点的文章可能太不有趣，既不有趣又无煽动力，其实看的人更少，那还不如大家一起玩得开心一点。至于有些脏字，实在是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我赛车的时候脏话说得更多，要撞车的时候几乎所有车手都会骂出脏话。但是我的脏话都是用于表达心情，针对的只是一种心情，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没有人身攻击，单纯的表达一下此刻心意。至于更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乐趣是一切的推动力。可能大家理解的更重要的事的范畴不一样。

    从那时起到现在，你肯定有了变化，当然别人只是在你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点，更关注公共事务等等。就你自己而言，你有了什么变化？

    我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个体都不和我玩了，我只好玩组织。

    再说说大众期待。有人要选你当市长，有人说“如果有一百万个韩寒就好了”，这说明了你个人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这个社会对于有影响力的、犀利的声音的渴望，你怎么对待这种期待？

    我觉得有一天没人关心我了，这个世界肯定更加美好。

    至少在文字中你很擅长论理，对你来说，论理这个事，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论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用典，以前我还喜欢说，曾经有个故事，我朋友身上发生过什么什么，某某人怎么怎么，某个国家曾经怎么怎么样，但我发现当论理彻底不需要典故的时候，这样的论理才是强大的。

    你的杂文很有批判性，但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你自己也说，“我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那么，你写这些文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否认为体制的改变是艰难和长期的，更应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去促进公共生活的点滴改善？

    其实一切都是出于路见不平，拔笔相助而已。我小时候想当个记者，觉得记者可以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都披露出来，后来我发现报纸不是记者自己家的，决定记者的命运的还有编辑，总编辑，主编，甚至其他各色的编审。

    像我这样写文章的人其实很多，只是可能我之前是畅销书作者，所以相对读者多一些，但其实有很多人在这样做，我只是一万介书生中的一介。而所谓体制的改变，我认为谈体制，给我两三百字就已经写明白了，再多写就是重复，很简单，适合人类的就是适合世界的，除非你不是人。至于从现实的角度促进公共生活的改善，其实这样说太严肃了。看到一些现实事件的时候，我是一个懒人都忍不住充满了创作的欲望，你说这些事有多操蛋。

    有没有朋友、熟人，会给你提供题材，“韩寒你该谈谈这个。”

    这个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更习惯于看。而且我写的时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