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抵赖，而是牛皮烘烘地各编了一个故事，业务员王编得尤其好一点，但涉及的内容过于下流，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样，房间里就剩下了四个人:讲师葛、秘书张、文学编辑宋、药剂师萧客，他们的脸上都有点挂不住，特别是前两位，明显没有以前活络了，先后重获自由的三个人给他们的心理压上了沉重的负担，就如同一个渐渐缩小的包围圈，真正的违法者即将原形毕露，紧张与不安不言而喻地逗留在残余下来的四个人脸上。“他妈的。”秘书张骂道，“连根烟也没有，我操他妈。”

    这天晚上，讲师葛突然发起了高烧，冷得缩成一团，看守叫来了一个大夫，是位同样穿警服的中年人(与一般警察不同的是外面披了件白大褂)。他给讲师葛初步诊断后发现了早期肺炎的症状，为了避免传染，讲师葛被抬了出去。这样屋里就只有三个人了，空间不再显得那么局促。

    三个人说了一宵的话，谁都没有心思再睡觉。凌晨四时左右，一只老鼠钻进了秘书张的裤筒，秘书张像被引爆的鞭炮一样被炸得老高，他降落的时候一脚踩在文学编辑宋的脚踝上，这次意外导致了文学编辑宋的骨折。药剂师萧客异常清晰地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断裂声，恍若一根竹筷的破损在静谧的夜晚刺穿了他的耳膜。他惊坐而起，看见一条黑影在眼前掉下，那是跌倒在地的秘书张，而文学编辑宋的惨叫几乎在同一时分划破了四周的黑暗和岑寂。

    15

    萧客被关进去的第三天下午，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刚被放出来，给家里打电话，给丛蓉娘家打电话，她都不在，问我是不是知道她在哪儿。

    我说：“我不知道。”心里在想，我知道她在哪儿不是怪吗?再说，即便我知道她在哪儿，我怎么又会对你萧客说呢，我不是惹事吗?

    “你还是去问问傅建玲吧，她说不定知道。傅建玲是丛蓉幼儿园的同事，也是她最好的小姐妹。”

    萧客就在电话里与我道了别。

    我把电话压在叉簧上，思忖，丛蓉到哪儿去了呢?心里隐约觉得有点不妙。

    ……过了些天，我在街上遇到傅建玲，问起丛蓉的情况。傅建玲说丛蓉和她住在一起已经有段日子了。萧客曾经来过一次电话，后来就没有了消息，我问：“为什么呢?”傅建玲说：“丛蓉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我愣了一下，说：“丛蓉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真是没有想到。”

    其实我是想到的，但这个得到证实后的结果依然让我吃惊。傅建玲说：“很久没有看见你了，你的小孩很大了吧。”我说：“是的，会叫爸爸了。”傅建玲说：“小孩叫什么名字?”我说：“夏周，夏周。”

    忽然，我的脸红了，我想起了那块蓝丝巾。它有湖泊似的淡蓝的颜色，上面有类似肌理的隐影，它是那么漂亮，但它现在不知道被我放在什么地方了。

    16

    一些阳光的片断折射进了这个小房间，药剂师萧客看着秘书张，离他们不远的坐便器里漂浮着一只死去的老鼠，像秋天里凋零的最后一片叶子。

    在这个无聊的午后，药剂师萧客和秘书张再次玩起“剪刀石头布”的游戏。

    不过他们没能玩出结果，整整六七分钟，他们的手势完全相同，当他们即将决出胜负的时候，药剂师萧客看见铁栅栏门外，那个三天前抓他进来的警察乙正在把门锁打开。

    写于1997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