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了东莞的东南角，就是佳荣电子厂。敏在这里一个人艰难地度过了一年。

    敏踏进工厂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这地方还不如她甩掉的那个日本工厂。但是现在想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要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自己处理事情——这样更好。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城市并不让农民工轻松过日子。出力气的活工资很低，往往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每月四百五十到六百元。工作时间常常超过每周四十九小时的法定上限。受伤，生病，或者怀孕，都没人管你。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兴趣不大；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工厂老板开心，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但是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在忍气吞声。从家里出来进厂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

    农民工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更上进。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仿佛在说一群漫无目的的乌合之众，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离家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工作目标，也有已经摸着门道的亲戚或者老乡陪伴。而且，如今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再是种地出身，而是从学校出来。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人口流动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意外产物。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登记系统，给每个居民分配了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住房，获得粮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给票券；农村居民无法享受这些特权，只能困在土地上。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许农户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国家。农业产量突飞猛进。忽然间，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食品供应，农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在城市里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许农民在小城镇定居；流动不再以违法犯罪论处。人口加速迁移，1990年，全国已有六千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奔向飞速发展的工厂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他们在工厂打工，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理发，站街接客，几乎所有活都是农民工在干。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人数占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外出打工正在抽空农村的年轻劳力。在农村，耕地收粮食的都是年迈的男女，他们一边种地，一边还要照顾年纪尚小还在读书的小孩。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汇款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但是挣钱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极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

    许久以后，敏还记得她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