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车子又开动了。巴士没法卸下乘客，就继续开。乘客陆续停站下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些车特别黑，”坐我旁边的一个脸庞又窄又黑的女人说。“你应该只坐那些穿制服的司机开的巴士。”然而她也在这车上，和我一样。

    “这巴士上干活的人是坏蛋，”她大声说，“嘴里都是脏话。”我只是靠着她坐就感到很安全了，可是她也下车了。

    巴士靠在路边，又停了下来。“好了，都下车，”售票员吼道。这次他走到通道中间，给每个人两块钱。

    我走到通道里他站的地方。“我付了二十五块钱到东莞，我要把我的钱要回来。”

    他转过来对着我。当然，他比我高，还是个男人。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力。

    “如果你付了一百块，我就该给你一百块吗？”他吼道。“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这话没有什么道理，也不好笑，但是他很喜欢，又说了一遍。“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Fuckyou，”我用英语骂他。“Asshole．Prick．”这么做打破了我在中国生活的基本原则——永远不打“美国人”这张牌，但是有时候用英语骂人是有效的。这个男人看着我，肃然起敬。

    我推开他走到车厢前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扔扔。我想抢过他装钱的腰包然后甩到窗外，但是他把腰包藏得很贴身。仪表盘上有条脏毛巾，我把它甩在司机脸上，然后下车就跑。我的心怦怦作响；我想他可能会追上来。然后我停了下来，意识到自己看起来有多么愚蠢。

    在一条小路上，我遇到一辆出租车，问司机到东莞多少钱。八十块。我上车了。我气得发抖。我想到我认识的、住在这里的每一个年轻女人，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像那个皮包骨的广东男人那样或许一早起来就对世界充满怨气的人骗过，欺负过，咆哮过。你对自己的无能束手无策，只能哭，只能怒火烧心。一旦对抗，所有的一切立刻变成蛮力的较量，而女人总是会输。我有钱，有了钱我能买到舒适和安全。她们没有。

    但是也有好人，就像在巴士上替我说话、骂司机的那个女人。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则活不下去。

    东莞仿佛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地方，但市里的官员不这么想。在新的市中心，他们建起一座博物馆——灰色石材垒砌的巨大楼房，好像独裁者阴魂不散的陵寝。出租车司机不知道这个地方——毫无例外每次他们都会带我去街上的一个商业会展中心——2005年夏天我去过三次，这座博物馆始终空置着。

    中国的历史博物馆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古代的文明是辉煌的——官方描述会这么说——但却是封建落后的。现代中国受尽外国势力的凌辱，但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败局中是英勇的。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此后有一些特别的年份——1957，1966，尤其是1989——完全不被提及。所有杂乱难解最好不谈的事情必须融入合理的模式，因为从孔子开始，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伦理道德教给下一代。

    在东莞，博物馆乏味的大厅就像一座浪费空间和十足冷气的纪念碑。指示牌写着：历史，笔直走；经济，二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探访了历史。第一个展厅从史前海洋化石一直讲到清朝，玻璃柜里展示着一堆看起来像石头的东西。近近细看，这些石头带着无法理解的英文说明：蚝岗贝丘遗址出土的磨石。一整个房间的立体透视织女模型用来展示东莞早期手工业的才华。循环播放的磁带里传出纺机的声音，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挥之不去。

    后面还有更多成堆的石头，接着是历史踉踉跄跄地以令人惊叹的精确性推进。人口增加，到明朝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已经达到15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