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戴在她的头上。卫慧是不是美女？从封面上看，她是，但这是影楼的杰作。卫慧本来不是美女，但是她走进影楼，给化妆师粉饰了一个下午，拍了照片，再经过几个编辑、评论家的吹捧，就成了美女。

    “彰老师，你见过卫慧吗？”有学生问我。

    我说：“我没见过，但我敢肯定，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女生，都比她漂亮。”

    一学生问：“那老师为什么还要上她？”

    我说：“因为我勇敢呀。都说《上海宝贝》是一部不健康的作品，是吧？卫慧呢，是一个有缺憾的作家，是吧？尽管她看上去很美。这样的作品和作家，别人是不敢拿到大学的讲坛上来评讲的，但是我敢。我为什么敢？因为我不怕明天就有人攻击我是个诲盗诲淫的教师。再说你们也不是未成年人，你们是大学生，我不怕也不担心你们的鉴赏力、辨别力、免疫力和抵抗力被这本书腐蚀和摧毁。即使我不评讲，你们其实也都在读和议论这本书。与其让这本书私下里抢手流行，津津乐道，不如摆到桌面上来、课堂上来，明断是非。你们说怎么样？”

    学生们用热烈的掌声，鼓励我往下讲。我又一次举起《上海宝贝》，“生活中的卫慧并不漂亮，”我说，“但封面上的她是漂亮，她看上去很美。就是说这是一个被包装过并且包装得颇到位的作家，也可以说是一件很有卖点的商品。它的卖点在哪里？一个字，性。”我把“性”字写在黑板上，接着说：“大家不必对这个字讳莫如深，我们今天就正视它。关于《上海宝贝》的性描写……”

    我一口气讲了近四十分钟，像一挺机枪，向我瞄准的对象扫射。我语言的子弹，没有遮拦地打在《上海宝贝》上和“美女作家”的身上，虽然我当着学生的面，但他们不过只是听众或就像观众，耳闻目睹《上海宝贝》和“美女作家”是如何遭到我的抹杀，在我的讨伐中玉陨香消、体无完肤。我无情的打击和解剖让学生惊愕，就好像我已变成了刽子手或变态的杀人狂。

    我的感觉在下课后得到证实——我走在从教室到宿舍的路上，看见米薇停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她显然是在等我，有话和我说。

    我主动靠过去，说：“你好，米薇。”

    米薇没有答应。她的不礼貌使我感到一种不祥。我立刻又想起了我把她扔给李论的那个晚上，我是有罪过的，如果她确实感觉受到伤害的话。我准备向她道歉，现在就道歉。我说：“米薇，对不起，那天晚上我……”

    米薇掀起手掌，打断我说：“不说那晚上。”

    我说好，不说。

    她看着离路边更远的树，说害怕别人说你闲话吗？

    我说不怕。

    于是我们走进了林子，经过一棵又一棵的树，像交友的男女似地穿梭，可我清醒意识到我们不是在交友，而是在变成敌人。

    “你今天的课我去听了。”米薇说。

    “我看见了。”我说。

    米薇瞄着我抱在手里的教材，说：“你不是很讨厌美女吗，干嘛还当宝贝似地抱着不放？”

    我说：“这是教材，我不能扔呀。教授扔了教材，不就像当兵的扔了枪支一样么？”

    米薇说：“对，你不能扔，这是你的饭碗、武器。你还得靠美女要饭吃饭打天下呢。”

    我听得出米薇的话一语双关，说：“是的，美女是财富、宝贝，人皆爱之，美女无敌呀。”

    “那你为什么对美女那么深切痛恨，无情抨击？”米薇盯着我说，“你不觉得你有些变态么？”

    我望着米薇盯我的眼睛，像面对两个向我报复的枪眼，那随即喷发的火焰，在迫使我投降。我愿意投降。

    “我变态，”我说，“我是个两面人，一面是教师，一面是文盲，不，法盲。或者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