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婉秋同志治疗领导小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那你不就是我的老领导了嘛。”

    我说：“哦，你还记得。”

    “是这样，彰副市长，”韦朝生说，“我这里的档案不方便让你看，但是有一个地方你是可以去看的。”

    “什么地方？”

    “职称办，”韦朝生说，“那里有每一个技术专业人员申报职称的材料存档，你有权力去调阅。”

    我说谢谢。

    回到办公室，我让秘书蒙非给职称办打电话，说我要看教育局班子职称申报的材料档案，包括已经去世的杨婉秋局长的档案，我也要看。

    半个小时后，我需要的档案摆在了我的案头上。我的办公桌依然固执地坐东朝西，像一艘永不改向的航船，我像是船长。

    我把黄永元、唐进、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又各复印了一份，留下来，然后让蒙非把档案退回去。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琢磨和研究复印下来的文凭复印件，像一个文物鉴定师，鉴别着文物的真伪。

    因为不是原件，我没发现黄永元、唐进、杨婉秋的文凭有任何的破绽。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凭是真的，至少看上去是如此。

    可是，杨婉秋的文凭怎么可能又是真的呢？她没有在东西大学读研究生的经历，这点我可以肯定，那么她的研究生文凭和学位证书又从何而来？黄永元的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文凭上，学制写的是两年（专升本），他究竟是读一年还是两年？唐进的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文凭，学制写的是四年，但字迹模糊，是原件陈旧还是故意为之？他们三人之中，究竟孰真孰伪？

    １１月２０日晴

    黄杰林张开双臂拥抱着我，如同拥抱凯旋的运动健儿的本地政要或启蒙教练，无限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洋溢于他的眉梢和肢体。这是我就任宁阳市副市长以后首次与他的正式会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尽管我上任这一个多月以来，除了在广州的那些天，我每天都从东西大学进出，也经常从大学的办公楼经过，但是我就是没有上楼与黄杰林攀谈的冲动。

    但今天我来了，而且来得迫切，像一个忘恩负义而又良心发现了的人。

    三个月以前，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黄杰林把《Ｇ省公开选拔１４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公告》的文件轻轻地往我眼前一推，就是这轻轻的一推，把我推上了权力的擂台。我像一个中量级的拳击手，在擂台上打拼，公平地击败了无数的对手，登上了公告或规则中限制的最高的那一级台阶——宁阳市副市长。

    现在，我正是以宁阳市副市长的身份，与东西大学副校长黄杰林拥抱后平起平坐——两个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又曾经是东西大学的同事、上下级，如今副厅级与副厅级，半斤对八两。

    简单的寒暄过后，我对黄杰林说：“我是来谈公务的。”

    黄杰林一听，左脸上一块特别放松的肌肉移动到了右脸上，一种愉快变成了另一种愉快，“请讲。”

    我从包里抽出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递给黄杰林看。

    黄杰林看着文凭，脸部的肌肉慢慢收紧，然后静静地看着我。

    “请问，杨婉秋的这张文凭是不是东西大学发给的？”我说。

    黄杰林缄默不语。

    “杨婉秋在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间，根本不可能攻读东西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因为那时候我是该学科的惟一导师，谁是我的学生我一清二楚，也就是说，杨婉秋的学历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她的学历证书却是真的。请问，东西大学为什么要给她发这样的学历证书？”我继续发问。

    黄杰林的脸忽然漾开一个笑容，他站起来，说：“走，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

    十多分钟后，黄杰林驱车将我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