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沂蒙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已经把自己和部队融为一体，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部队。可是，残酷的事实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得那么突然。

    那些天，驻地闹起了“口蹄疫”，闹得人心惶惶。天老是阴沉沉的，可就是不下雨。白杨树的叶子干得发灰，一片片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灰蒙蒙的低云和远处的土山连接在一起，笼罩着整个城市。房顶上是土，街道上是土，人们的脸上也好像沾了一层土。穿过城市中心的黄河，默默地流动，没有了汹涌奔腾的巨浪，没有了喧嚣，巨大的鹅卵石孤零零地裸露在岸边，饥饿的水鸟站在上头一动不动。

    人们的心里都十分紧张，据说这种病可以从兽类传染给人类，通往郊区的路上设了关卡，卫生防疫人员向过往的牲畜脚部喷药，大桥上铺满了厚厚的草垫子，草垫子上洒了呛鼻子的药水，不管是牲畜还是人都必须从上面踏一踏，汽车轱辘也得用药冲洗一遍。

    外面的气氛如此紧张，部队大院里却很平静，官兵们照样工作、训练、学习，一切正常。

    半个月以前，政治部副主任偶然在办公楼旁边碰见他。副主任问了他许多无关的问题，眉头一皱，忽然冒出一句话：“小宋呀！你是从哪里入伍的？哦，年纪不小了，牛郎织女，苦不堪言！”

    宋沂蒙是个聪明人，他立刻敏感地听出来副主任的话里有话，这虽然是十分简单的问话，但实际上是在暗示他，部队不要他了，准备让他转业！

    副主任说完这句话，把手一挥，叹了一口气，倒背着手走了。

    宋沂蒙果真接到了一纸转业命令，他想骂人，想好好地发泄一下，可他毕竟是个老兵了，知道闹别扭没有什么好处。他当然懂得转业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严格地讲，从宣布命令那天起，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人了。

    离开部队那一天，天不晴不阴的，大院里格外安静。宋沂蒙呆在宿舍里恋恋不舍，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一阵阵刺心的耳鸣。他的搭挡、朋友、军需处处长黑胖子赵新都，抄起一瓶子西凤酒，“咕嘟嘟”倒在一个大茶缸子里，用双手端起来敬他。他眼里含着泪，心情复杂地端起这碗辣喉咙的白酒，二话没说，扬起脖子，一饮而尽。赵新都抢了一件最重的行李替他拎着，他们刚走出宿舍，全处的战友们就围了上来，跟在远远的后面送他。营区里静悄悄的，大楼上有不少人打开办公室的窗子，探着头向他张望挥手。

    部里专门派了辆伏尔加牌小汽车送他，宋沂蒙坐在宽敞松软的沙发椅上，心里酸痛酸痛的。

    伏尔加缓慢地经过军职楼，透过车窗，宋沂蒙看见副主任抱着孙子，在门口望着他。他觉得首长一定也很难过，他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会突然转变了态度，部队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一个转业名额独独落在他的头上？他足足想了十五个晚上也没想通，现在，他不想了，再想也没用了。

    首长一定有难言之隐！他隔着车窗，看见副主任皱着眉头，半掩着满是皱褶的脸，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宋沂蒙的眼眶湿润了，他直起上半身，扶了扶帽沿，郑重地给首长敬了个礼。

    他觉得副主任肯定看见了。他的心里是那样的不平静，酸甜苦辣一块儿翻腾。

    宋沂蒙离开了安转办。这时，已经是中午，他觉得肚子“咕咕”响，真是有些饿了。

    他边走边想，这回咱和街上的人们都一样了，那些扛着行李进城的打工者、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赶路的邮递员、倒背着手遛弯儿的老人、拎着收录机游逛的小青年，大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想着，得放开点，稍微放开点，于是他把风纪扣解开，两只袖子撸起老高，故意大大咧咧走在西单大街上。

    他在小摊上买了包大前门牌香烟，还特地拦住了一位叼着烟卷的路人，装作老练的样子，跟人家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