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蹄疫”
没有认出来几个人。
这时,一个谢了顶、小个子、瘦瘦的男子主动站起来,含着神秘的笑容说道:“兄弟,我是崔和平!”宋沂蒙马上去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哎哟哟!这么多年还这样儿,没变化!”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他现在是官倒!”崔和平满腹委屈:“倒什么倒?都倒大街上了!”大家听罢,纷纷会心地笑起来。
宋沂蒙听说过“官倒”,现在这名词儿实在时髦,没想到今天他真的见到了“官倒”。大家还想刨根儿问“官倒”的事,可刘白沙却不让说了,他摸着崔和平的秃脑瓜子,笑着说:“你们看崔和平比从前帅多了,是吧!”
这一堆人里,只有崔和平一人知道刘白沙为啥怕提“官倒”的事,那时,刘白沙死乞百赖要通过他调到总公司,而且他也已经给办了,上面准备给刘白沙弄个正局级,可刘白沙不知从哪听到风声,突然变了主意,不来了。刘白沙这小子,太精!
崔和平的父亲早年在延安是很有名的人物,在延安开展“抢救运动”的时候,他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工作组的一个负责人。在追查“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中,他曾经是一个很积极的活跃分子。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特务越查越多,,最后,连负责这次肃反运动的专案组成员也都成了特务,崔和平的父亲也被关了起来。
肃反扩大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发了中央的注意,及时纠正了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安抚,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抓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崔和平的父亲和许多被打成特务的人一起,感动得痛哭流涕。
全国解放后,崔和平的父亲曾任东北局经委副主任,“文革”中死在沈阳。崔和平曾经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过,那是一家被人称为“官倒”的公司,去年被撤消了,现在,他连个固定的工作单位都没有,东游西逛的,自称是干部子弟中间的破落户。崔和平自幼崇拜刘白沙,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头跑,人家都说崔和平是刘白沙的基本队伍。
“这位是S部兵改工办公室副主任刘白沙刘大人,局级呐!”说这话的是一位烫着大花儿头发、鼻子上有块黑痣,长相极一般的女人,她仰靠着沙发背上,拿手指着刘白沙的脑门儿,语气里充满了挖苦。
宋沂蒙与这女人很熟,她叫冯萍,她妈曾经是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文革时她妈挨斗,斗怕了就设法跑回家里躲着,一些工人造反派就天天到她家里捣乱,从早到晚没完没了。于是冯萍就打电话请求宋沂蒙帮忙。宋沂蒙二话没说,立刻找了几个中学红卫兵冲到她家,在几个孩子的保护下,她妈乘机跑到青岛三姨家躲着去了,一躲就躲到了军宣队进驻。
宋沂蒙以为自己帮过她们家的忙,起码应当算个朋友,可是没想到这女人后来还是把他给害了。
1983年,部队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开始整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整党小组的人找到宋沂蒙,请他提供两个人的姓名,以便方便了解情况、登记过关。人家也是好意,宋沂蒙不知深浅,就随便提供了两个人的姓名,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冯萍。
不料,冯萍对外调人员说,在“文革”期间,宋沂蒙曾经带人到家里吵闹,还害得她妈得了心脏病。这两句话真叫宋沂蒙吃不了兜着走了,部队差点没把他列为在“文革”中打砸抢的“三种人”。
宋沂蒙得知此情况,连呼冤枉,这可真是百口莫辩的无妄之灾。幸亏整党小组的同志没有轻信,后经多方查证,宋沂蒙终于获得解脱。
那是在学校的一次批斗会上,冯萍正慷慨激昂地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校长亢冰之,一大群反对者冲了上来,去抢她的话筒,讲台上乱成一锅粥。宋沂蒙觉得冯萍孤身一人难抵数十众,就挺身而出,上前解救。混乱中,他不知如何举措,竟然搂了一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