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的爹妈
断地说：“这钱再多，我们也不要！”
什么钱该要，什么钱不该要，胡炜分得很清楚。宋沂蒙赞许地望着妻子，觉得她很可爱，妻子想的和自己想的一样，一笔无名的酬劳，迟到了七八年的酬劳，尽管数目很大，有巨大的引诱，可是他们不能要，再贫困也不要。
宋沂蒙把那张支票撕了，撕成碎片，顺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41
胡炜告诉宋沂蒙干休所转来一封信，说老家的二爷得了重病，让他们回去看看，就是见个面也好，宋沂蒙懂得“见个面”是什么意思。
二爷是宋沂蒙父亲的二叔，年龄比宋沂蒙的父亲还小。
1942年，日寇在鲁北地区进行大扫荡，那正是环境最为残酷的时候。一次战斗，父亲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又负了伤，一路之上东躲西藏。当地老百姓的胆子小，慑于日寇和汉奸伪政权的淫威，没有人敢帮助他，更没有人敢收留他，他伤病交加，躺倒在一片乱坟岗子里。
二爷听说了这个消息，套起牛车，赶了整整一夜，硬是从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找到了父亲，拼着一条性命把他救了回来。
解放以后，父亲进京做了领导干部，特地几次写信邀请二爷到北京家里住一段时间，可都被二爷谢绝了。二爷说，娃他爹都已经是几品顶戴了，自己是个乡下老粗，没文化，身上又不卫生，怕给人家添麻烦，所以一直没来北京。
1968年，父亲靠边儿站，宋沂蒙差点就去兵团了，二爷来信说，吃那分苦干嘛？要是孩子乐意，就来家吧！有俺照顾着，还有啥不放心的？于是，十八岁的宋沂蒙背起行李就回了老家，和二爷一家住在一起。
二爷一家对宋沂蒙很好。二爷早上带他到地里学使牲口犁地，晚上骑车子带他到村子外边高粱地捉蝈蝈儿，二爷的蝈蝈儿笼子扎得可好看啦！房檐下挂了一排，二爷劳动之余，最爱欣赏蝈蝈儿大合唱。
二奶奶有肺结核病，不顾自己的身体好坏，经常给他洗衣服，还把小树上结下的大枣，一颗一颗地收集起来，放在笸箩里，吊在房梁上，凉干了，留着给他在冬天吃，说孩子没有吃过乡下的苦，吃几个枣，兴许能补养补养。
几个小叔，年纪都和他差不多，夏季，闷热的玉米地里，宋沂蒙从来不会落后，因为有小叔们帮着。后来，在原本已经十分狭小的院子里，几个小叔用了三天时间，为他盖了一间坯砖房子，让宋沂蒙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屋。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他们在一起下象棋，一起骑自行车到县城里去遛，还在一起谈论过女人。
二奶奶去世好些年了，小叔们还在务农，并且都成家立业，有了小孙孙，八十年代以后承包了土地，他们种了一点经济作物，粮食够吃，钱够花，日子过得还可以。村里有了电灯，有了自来水，二爷家有了拖拉机，有了电视机，正在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走着。宋沂蒙也很想回去看看，可总没有机会。
胡炜对宋沂蒙说：“你必须回去看看，咱不能忘恩负义！”宋沂蒙说：“媳妇说的很对！不去是不行的，可是钱呢？万一二爷过世，农村里办个丧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要花不少钱，人家还以为咱在北京挣大钱了，我这一回去，四邻八方的一伸手，没有万把来块恐怕过不去！咱手头又不宽裕，谁能体谅咱们？”胡炜不作声了，半天才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反正一定要对得起二爷一家！”
两口子商量着，只好拖几天再说。没想到这么一拖，老家里又一次来信说，二爷已过世了，丧事也办妥了。宋沂蒙觉得再不去不好了，就告别了妻子，独自一人回了山东德州老家。
山东德州，在河北与山东两省交界处，历史上曾划归直隶管辖，居民生活习惯、语言都与冀南地区差不多。宋沂蒙坐火车到石家庄，又换乘长途大巴到了德州，然后又找了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