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办，县委办说小黄没回县里，也没见到车。等到郑天良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汽车站时，南京的两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经站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郑天良跑到县委请求借一辆汽车用一下，县委办的主任老姜说：“县里总共只有三辆车，全都下去了。我打个电话，你到县商业局去借一辆‘拉达’车吧！”商业局长是耿天龙，耿天龙非常爽快，他说：“郑书记出马，立即派车！”郑天良满头大汗地还不忘说了一句：“汽油费我来付。”事隔二十多年后，耿天龙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记忆犹新，他说：“郑天良是用袖子擦额头的汗，郑天良年轻的时候，艰苦朴素，干劲很足。”

    等到郑天良带着“拉达”车赶到车站时，已是黄昏日落，县城里弥漫着浓浓的暮霭和烧晚饭的蜂窝煤烟，南京蔬菜公司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打电话来说，时间等不及了，第二天他们还要去苏北调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万斤蔬菜收购计划泡汤了。郑天良带着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对方说菜已经调齐了，不需要了。虽然春天订下了一百万斤的收购计划，但由于那时候没有合同，都是靠口头信用，而且人家确实也是讲信用的，人来了，你不安排看货，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毁约和打官司一说，更不会有什么赔偿。

    郑天良气得在乡政府大院子里骂骂咧咧，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一样，在办公室里烦燥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地上的灰尘飘浮在秋天的光线下，像一桶面粉被泼翻了。南京的收购计划占全公社的三分之一，这差不多半边天就蹋下来了。

    黄以恒第二天早上才将吉普车开回了公社大院，郑天良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想把我们往火炕里推呀！我开除你党籍，开除你公职！”

    黄以恒低着头：“郑书记，我错了。”

    郑天良指着黄以恒的鼻子：“不是你错了，而是我错了，我瞎了眼让你在公社看家。”

    黄以恒的检查交待中说他母亲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将车子开回去送母亲到扬州住院的，没来得及打招呼。

    公社党委会上，郑天良拍响了桌子：“母亲生病不是理由，关键是对工作缺少责任感，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我的意见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处理决定报县委批准后立即生效。”其他同志都为小黄说情，他们说是不是给个党内警告处分，行政降级就算了，工资都很低。

    郑天良固执已见，坚持原来方案。由于意见不统一，一时就没上报。所有的党委成员的当务之急是，分头忙着联系蔬菜出路。郑天良对黄以恒说：“我们秋后再算总账。”

    黄以恒停职检查，等候处理。

    问题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眼看着蔬菜从田里收上来后没处卖，一些土豆发芽，萝卜长出了叶子，卷心菜烂了心，黄瓜软得像年糕，社员们急了，两个大队八十户社员，人拉肩挑，驴马倾巢，将菜全都送到公社大院里，公社大院驴车、马车、手推车挤在一起，车上堆满了菜，地上散落着菜，驴马随地大小便，公社大院子里像一个农贸市场，乱成一团。他们要求公社将菜买下来，因为当初种菜的时候，公社文件上说秋后由公社负责销售，现在他们来找公社负责了。

    一些极端的社员像文革一样喊出了不近情理的口号：“把资产阶级官老爷们揪出来”、“打倒一切反动官僚”等。

    郑天良急得浑身直冒冷汗，他万万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初轻率地写上一句负责推销，如今作茧自缚万劫不复，要是当初写上“协助推销”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被动，但如果不写上“由公社负责推销”，谁还愿意种呢？农民们几千年来一直是种水稻小麦的，当初就有大队书记说：“现在有的地方连饭还吃不饱呢，人怎么可能靠吃菜过日子呢？”郑天良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