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黄以恒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这在官场上也是不合规矩的，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事，都是下级去上级的办公室。所以黄以恒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就很客气地让座，他们共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而不是像对其他人那样，郑天良端坐在办公桌前，让下级明显处于一种俯首称臣的位置上。郑天良基本规矩还是明确的。

    黄以恒接过郑天良的烟，说：“老郑呀，你上次的提醒是非常及时的，‘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请专家论证的话，真还不知要犯多大的错误呢。从省社科院、省计委和体改委请来的专家学者们基本上肯定了我们‘七五’发展的战略思路，但在五条商贸大道的建设标准还有亿元乡镇亿元企业的内涵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效益指标还有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等问题提得很细。”

    郑天良总觉得黄以恒的话里还是充满了肯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但他不愿在这个场合为工作的事再争个不休，他希望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郑天良只说了一句：“人大能通过吗？”黄以恒说：“人大要做改革的动力，而不会做改革的阻力。我会跟人大的各位常委们打招呼的，在关键问题上，人大和政府要保持一致。”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话里有话，但他不再争辩。黄以恒又掏出一支“中华”甩给郑天良，并给他点上火，他好像很随意地说：“耿天龙的事没必要大动干戈，纪委、反贪局都去人了，也没查出问题，很被动呀！”

    郑天良发现这才是黄以恒礼贤下士的真正动机，于是也就当仁不让了：“没问题就不应该怕查，查清了后更证明了他是光明磊落的。如果有人要查我在马坝的事，我是不会有一点意见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看没那么严重。”

    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老郑呀，你是多年的领导干部了，我们既要严格要求下级，但也得学会爱护和保护下级，工作主要是靠下级干嘛。老耿是老同志，很讲面子，你去一查，局里都说老耿犯错误了，唾沫星都能淹死人，这也是中国国情。当然了，真的违法乱纪，那就必须依法办事。这一点含糊不得。”

    郑天良说：“耿天龙的事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他只是从报表上看没问题。反正我在马坝乡这几年是没见到过有彩电票分到我们手里的，自行车好像有几辆。但报表上反映每年都分了一到两台彩电，究竟是商业局没分下去，还是分下去被我们乡政府干部贪污了，还要调查。”

    黄以恒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快一点。下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讨论，不能总被这花花绿绿的电视机捆住手脚。”

    黄以恒走了没几分钟，政府办送来了转“郑天良副县长亲收”一封信。

    信是以“部分反对官倒的正义群众”名义写来的。信中揭发了耿天龙这三年来，造假报表，私自贪污了计划彩电七十六台，如果按每台比黑市平均高八百块钱计算，总共倒卖贪污六万零八百块钱，贪污计划冰箱四十二台，倒卖差价一万三千六百块钱，贪污计划自行车一百二十四辆，倒卖差价一万二千四百块钱，这些货全部都给了他儿子耿伟强。检举信中有一些很情绪化的内容，诸如耿天龙如此贪赃枉法，目无纲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

    检举信中还将十几份出库单的复印件都寄来了，上面有耿天龙的批示，“同意调拨”等字样，这些调拨单显然是去向有问题，因为一般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都是凭票在商业局所属的“百货大楼”买货，不存在批条子调拨一说。

    郑天良站起身来，打开窗子，窗外阳光正好。他首先想到的是，此事要让检察院直接介入了。

    郑天良将这封举报信送到了黄以恒的桌上。黄以恒正在打电话，他放下电话时脸色极其难看，他对郑天良说：“柳河大桥的款子又出问题了，省交通厅说好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