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忙。”转身走了，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几个专家学者的发言，刘枚有时听得似懂非懂，云里雾里的，有时又觉得说的是大话、套话，好像是从报刊上的社论里抄来的，只好闭目养神，考虑自己的工作。她旁边坐的是晚报记者仲秋，研讨会一开始，他就在本子上不停地记着。关敏发言了，他才舒缓了一下，但还是不时地记录着。刘枚想，工作人员也太辛苦了，搞个录音机就行了噻。想到这里，就侧过身子说了出来：“你们怎么不弄个录音机呀？”

    仲秋对她微笑了一下，说：“录了，还得整理。”

    “你这样记不全，又费力。录下来，完完整整的。”

    “我不要全，我只要主要的观点。”仲秋解释道，“前面几个是专家学者，他们的发言很独到，我就记得多些……”

    他是谁？这不明显地说关主任的发言不独到？你一个工作人员不一碗水端平？好奇心驱使刘枚又开腔了：“你……”

    “我是晚报的，姓仲。”

    刘枚脑子里风车般转着，晚报的，姓仲。这是个不多见的姓。那个专门写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的仲秋仲大记者会不会是他？她小声地说：“你们晚报有一个叫仲秋的写的社会生活问题方面的文章，我最爱读了。”

    “谢谢！我就是。”说着，他从挎包里摸出名片盒，取了一张名片给刘枚，“请问，你是……”

    刘枚也回应了自己的名片。仲秋一看，说：“啊，金石公司，刘总，久仰久仰。我们早在电话上认识了。”

    台上，关敏还在念着讲稿：“有的人在一起同居，又心虚，怕别人知道了。如果被别人发现了，就倒打一耙，反诬别人侮辱她，强xx她”关敏提高了点声调，“这种做法很恶劣！所以我主张大学生可以结婚……”

    同居和倒打一耙有什么关系？如果同居可以倒打一耙，那么，结婚还不是可以。她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谁给她写的讲稿？仲秋沉思着，但找不到她这样讲的理由。对了，是不是她有所指，有弦外之音？刘枚见仲秋突然不说话了，以为他要记下关主任的重要内容，但没有看见他动笔，只是木木地咬着笔头发神。她用手肘轻轻地碰了他一下，问：“你和李一凡熟？”

    “不……”他突然问了一句，“那晚，她是不是在加班吗？”

    “对。那天，负责搞这个材料的办公室主任赵平生病了，就临时抓她的差。”刘枚抬眼看了看在发言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满口专县口音的女人，说，“本来，我要她就是想让她在办公室。你想，一个文学硕士，在办公室搞材料是再好不过的了。结果，她不愿干办公室那些婆婆妈妈的活儿。小两口都是外地人，老公又是个老师，收入也不高。她可能是想到业务部门收入要好些，让小家庭日子好过一点。”

    “这个人怎么样？”

    “相当不错。工作积极肯干，不多言不多语，人际关系很好，是公司的女工委员，正在培养她入党呢。”刘枚叹了一口气，“这么好的一个同志，就遭毁了。都怪我。”

    “要怪只能怪坏人。她不撞上，就是另外的女同志撞上。只有打击坏人，才能还一方平安，才可以路不拾遗！”

    正在发言的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贾玉珠，尽管她尽量用普通话，但这四不像的普通话怎么也掩盖不了她的家乡口音：“大学是改造人的工场，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吔。如果可以结婚，那么，肯定会有很多学生都来要求结婚吔。那时，一个校园不晓得会出现好多好多小家庭吔，还会出现好多好多小母亲吔。那呀！学校就不成为学校，学校成为了一个社区吔！……”

    仲秋听了听，说：“夸大其辞的理论！”

    “有点。”刘枚附和道，“即使要结婚，也不是全部，而是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