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跟党走的，我用我的党性担保，不向组织说一句假话。我原是厂财务处长。1994年夏天，厂长拿来三张共1.5万元的罚款单报销，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深圳市公安局开出的嫖娼罚款收据，每张收据五千元。我说嫖娼罚款不能报销，这是财务规定。厂长说这是工作需要，嫖娼也是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工作。客户要嫖娼，你就得满足他，否则跑了客户，三千职工就得喝西北风。我还是给顶了。另一笔款是我们丝织厂每年生产用蚕茧都是委托市供销社收购的。本地一级蚕茧是每吨3万元，二级蚕茧是每吨2.5万元，三级蚕茧是每吨2万元，全地区就我们一家丝织厂，加上生产形势又不好，基本能满足生产需要。1995年分管供销的副厂长却避近就远，从江西调进一批三级蚕茧，价格与本地一级蚕茧相同，这不是败家子是什么，我又给顶了。事后，厂长说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当当顾问，财务处长让年轻人干，就把我免了。这两份证据我复印后保存至今。上一任厂长发言说，我不当厂长当顾问后，实际上他们不让我顾问，但我身在厂部，还是了解到一些内幕。深圳丝织品制造公司组建时，曾经从上海一批纺织企业购买了七成新的设备，但买设备的款是丝织厂付的，是有据可查的。守大门的老孙说，刘厂长你还记得我吗，1988年出事故我左腿截肢后，你就叫我守大门，说这个厂的管家就我当了。一直以来我是按你刘厂长的话去做的。去年五月，咱厂停产后，有五辆车子从咱厂拉了织机要开大门。他们拿着厂长的批条，说有五车报废织机援助给革命老区农民办企业，请放行，并注明这五辆车的牌照号码。我当了四十年织机修理工，一看就知道织机是哪一年哪一厂生产的，打走的全是新机器，是工人饭碗哪！当时比要我的命还难受。我打电话问厂长，厂长说咱再穷也不能穷了革命老区，再苦也不能苦一老区农民，革命职工不能没有革命感情，我的指令是立即放行。去年底，听说厂里接了一批业务，厂里要搞技改，运回了五车新设备。我做梦也没想到，运回咱厂的新设备就是当初那批织机。这来回一运，坑害了国家多少钱财。他们看我不惯就让我下岗了。我妻子有病，儿子又是傻子，我无路可走就在厂门口摆个炉子卖茶叶蛋，厂长让保卫科的人连炉带锅掀了，做人连良心都没有了。老孙头说着哭起来了。刘琳百感交集，越听越难过。一位80年代全国纺织系统老标兵说，这流氓厂长把我一家害得家破人亡。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厂搞统计，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不知这流氓厂长是什么时候看上了我女儿，软硬兼施带我女儿跟他出国考察。实际上不是什么考察，而是厂领导带着我女儿到新马泰游了一圈。半个月回国后，我女儿就上法院离了婚。厂长要她到夜巴黎当三陪女，我女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老标兵恨得咬牙切齿。就这样你一个他一个地抖落到晚上八点。刘琳心情沉重地说，听了大家发言，我感触很深，在用人问题上组织上是有责任的，当然主要责任在于我。借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请大家放心，对腐败分子党和政府绝不心慈手软，一定要给丝织厂三千职工有个交代，不过我现在不想过早下结论。

    刘琳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门口等候着一批人，原来是丝织厂班子成员包括总工程师，一共7人，但书记没有来。刘琳说我正要找你们集体谈次话，进屋吧！大家都跟着她上了楼。厂长说老领导，我们都是你一手培养的，我们受了冤枉你得为我们作主啊！有人巴不得丝织厂出乱子，等着看丝织厂好戏，你是丝织厂老厂长，也是等着看你市长好戏。刘琳请大家在客厅里坐下，说有事说事，不要把我与丝织厂捆在一起。厂长说咱先说事吧。关于报销1.5万元嫖娼罚款发票是有这件事，我们能不担当吗？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舍命救君子。刘琳问是丝织厂的客户还是深圳丝织品制造公司的客户，大家都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