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那么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在慎重而又迅速思考的过程中,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他认为这是唯一可取的办法了,既表明了态度又不致将矛盾过于激化。于是他对早已看完修改稿,见他陷入沉思,不便打断他思路的薛以明说:
“我看这样,这篇讲话稿暂不见报,作为省委办公厅的内部通报先发到县、团级,是否登报看一段再说。你注意到没有?我把它改成重点谈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顺便谈到个体、私营经济。”
薛以明先是一愣,稿子改得满好的,怎么又变了主意?但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有一个特点,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薛以明自不例外。他很快表了态,认为书记所提的办法是妥当的,就这么办。
于是赵一浩在讲话记录稿上签了字:
在办公厅情况通报上刊登,发至县、团级
赵一洁月日
像是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赵一浩刚签上最后一个浩字,连日、月还没写,那部直通省城的“红机子”便响了起来,薛以明起身接过话筒,里面传出了周剑非的声音:
“喂,我找一浩同志。”
薛以明连忙将话筒递给走过来的赵一浩,说了声“是周部长”,便拿起那份签了字的记录稿走了。
听说是周剑非打来的电话,赵一浩便立刻产生一种预感:那边又出了什么事。
果然,周剑非告诉他,在考察组的日程上又进出了一个“学潮事件的处理问题”。为了查清这件事,考察组今天义分别找省长苏翔、副省长黄人伟、张昌明和他去谈过。苏翔和他商议后,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也很蹊跷,让他周剑非同书记通个电话,也许苏翔还要给他来电话的。
赵一浩听了也觉得奇怪,这件事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前年冬天省里的重点综合大学梅西大学的几个学生上街同当地居民发生纠纷乃至斗殴,公安机关抓了肇事的学生,当然,被抓的学生当天下午就经教育放回了。但却引来了该校数百名学生围攻公安机关乃至全校罢课。省城其他大学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援,这其中便出现了一些与处理具体事情无关的政治口号,调子唱得很高,声言不立即惩治违法抓人的凶手,便全市罢课,上街游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张昌明出面,两天未获结果。眼看事态正逐步扩大,省委常委会专门开会讨论。他赵一浩挺身而出,不畏风险亲自到梅西大学和学生面对面座谈,遭围攻辱骂也毫不退却,终于化解了矛盾,和平解决了一场不大不小但来势凶猛的事件。他一向认为自己对这件事的处理无论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并引以为幸,据他所知别人也是这么看。怎么现在突然又成为问题摆在考察组的日程上了?是什么人在兴风作浪?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但还是冷静地和周剑非对话:
“你知不知道是谁把这件陈年旧事向考察组提出来的。”
他问。声音很平静,听不出着急或者愤怒的语调。
“不清楚,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考察组谈话的范围内。不过,也不排除有人专门送去的匿名信。”周剑非放低了声音:“中央考察组到来的消息传出后,便发现经常有人向考察组送信。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个地方赶风头的大有人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跳出来表演一番的。”
赵一浩说:
“告状是每个人的自由,只要实事求是就行。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告状的调子和理由是什么?你从考察组找你谈话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一点由头来吧?”
周剑非说:
“听得出来的,他们的调子主要是定在搞调和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坚持原则。考察组并没直接这么说,但他们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一问处理经过,二问对处理这件事怎么看?是否坚持了原则,是否存在妥协求全等等,这就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