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的材料为好。

    关于要去党校讲话的问题，他虽然有许多话要说，但觉得自己现在讲什么，都不是适当场合。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出气。如果他去讲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会把握不住分寸，还是不去讲的好。便对卜奎说：“你告诉党校，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请别的省委领导讲话吧。”

    卜奎说：“好的。”

    张敬怀又沉思良久，说：“我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到什么地方做报告、发指示的问题。最近，我想了很多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期的问题，我想和你谈谈，让你找些资料，帮助我起草一份文件。”

    卜奎说：“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务……”

    “你听我慢慢讲。”

    然后张敬怀和卜秘书做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谈话不是张敬怀和秘书，也不是上下级之间，而是同志和朋友之间才有的谈话。

    他从自己在江西故乡当放牛娃想起，想到苏区“肃反”的血腥事件，想到延安的“抡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想到庐山会议，三年困难……他感到，几十年来，“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最近在一份简报上，他看到一个基层干部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那干部说：“人们为什么要犯左的错误呢？在观念上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边是棉花坑，”右“边是大粪坑，掉在”左“边坑里，萱腾腾；掉在”右边“坑里臭烘烘。这真是一语道破的至理名言。可见纠正‘左’的倾向，还需要花费大的力气。

    那么自己要写的材料，就不要从个人问题出发，而是要从更长的时间，总结出一点历史经验，写一份“意见书”，供中央领导参考……

    要使自己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得举出许多例子，得找出许多历史文件。这就必须要卜奎秘书参与了。这是他决定和卜奎深入谈一次话的根本原因。

    那天晚上，他把卜奎留在家里，泡上茶，让卜奎坐下来，轻声细语地说：“卜秘书，我想和你细谈一次，你要帮我整理一份大材料。”

    卜奎感到，现在在他面前的张书记，不像是一位领导，而是像同志一样和他谈心的兄长。

    “请张书记吩咐。”

    张敬怀停了一刻，问：“你知道苏区的‘肃反’吗？”

    “知道一些。”卜奎答。

    张敬怀有点疑惑：“你这么个年纪，怎么会知道？”

    “听老同志说过一点。”卜奎答。

    张敬怀接着说：“苏区的‘肃反’，肃‘ＡＢ团’，肃‘改组派’，我们杀了自己很多同志。”

    “嗯？”

    卜奎睁大了眼睛，张敬怀接着说：“不仅那时，就是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所谓的‘AB团‘，‘改组派’，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

    卜奎认真听着，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曾经被‘肃’过，你相信吗？”

    “我无法相信。”

    “你想一想，一个穷放牛娃，十五岁参加革命，我知道什么是‘AB团’，改组派？可是，有人说我是‘AB团’。也没有怎么审问。在一天夜晚的行军路上，差一点没有把脑袋丢掉。后来，我逃跑了。往哪里去呢？我思虑再三，回家，见着白狗子，也难免一死。逃跑，也无处可去，反正，我是被冤枉的，干革命受点冤枉是难免的，活着还得干革命。只要我回到部队，会说清楚的。这样我就撵队伍去了。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战争，居然没有牺牲，还熬出来个将军！”

    张敬怀苦笑了一下，卜奎觉得惊心动魄。

    “你知道延安的‘枪救运动’吗？”

    “也是从老同志那里听到一点点。”卜奎答。

    “那时，我在敌后，先是当营教导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