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无非是去当苦力，给敌人干活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反共工具。我们被押送到台湾，当做‘反共义士’，受到‘欢迎’。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明白一些，一头碰死就好了。可是，当时没有这么做，老想着能有个机会，杀死几个敌人，逃回祖国。后来，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去了美国，说是从那里到苏联比较容易，只要到了苏联，就能回国了。谁知到了美国，并没有这个机会。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去做工。美国的华人可真多。他们中间，也有不少爱国之士。这样，为了生活，我就摆小摊，做小买卖。靠我们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本性，买卖越做越大，……”

    盖老板说在这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唉，不说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对祖国，对人民有罪。现在有了些钱，我国又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想回国投点资金，希望以这点微薄的贡献，赎回一点愧心……今天遇到了老首长，真是天意……”

    在盖老板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张敬怀一直听着，没有制止他讲下去。他知道，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在“志愿遣返”中，确实有这种事。面对盖老板这么一个对像，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既不能肯定他，也无法否定他。当盖老板叙说时，他的脑海里，几次涌现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镜头。后来他甚至想到文化大革命。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你只要是做过地下工作，或者被捕过，一定被打成“叛徒”或“特务”。在文革中，凡是被俘后，自愿遣返回来的志愿军战士，几乎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前些日子，他还批过一个申诉要求平反的案子：也是志愿遣返回来的战士。那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一条腿在逼供信中被打断了。张敬怀看了这封申诉信，把这个战士叫来，当面和他谈了。他一见这个战士，拄着双拐，面容黑瘦，衣服滥缕，像个叫花子。当时张敬怀就流下了眼泪。立即指示：对这个冤案平反昭雪，恢复荣誉军人待遇。此时，张敬怀把盖老板和那个战士相比，“反差”有多么大呀！这是极左路线制造的悲喜剧！

    对于张敬怀来说，一提到朝鲜那场残酷的战争，他就想到彭总，想到这位伟大的元帅。因为他的兴衰荣辱，甚至他的生命，都是和彭总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他的思想情感，回到了三十八年前的朝鲜战场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春天，他们这支部队，被调到开城前线，进行战略防御作战。这里正是当时吸引全世界注目的一块土地：以中、朝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为一方，是在停战谈判的板门店附近。在这里，在停战协议签字前，美方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我方阵地进行了二十多次进攻，我军也进行了数十次的反击，双方的阵地，几乎是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反复争夺着。战斗之惨烈，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时，他是一个师的师政委。到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为了迫使敌方在谈判协定上签字，我们的顽强进攻，把战线向前推进了五平方公里。

    停战协定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签字了。也就是这天的凌晨，我军进行了马踏里东南山的进攻战，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元帅，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残酷战斗，敌人终于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我们是胜利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美国的上将克拉克。这位将军后来说过：朝鲜半岛战争是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并且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在停战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彭总到他们守备的大德山前线视察了。他作为前沿师一个师政委，有幸和军首长一起陪同彭总进行了这次有特殊意义的阵地视察。

    他记得，彭总攀登到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