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的第十部长篇了。小说写完了，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这二十来年，要形容我国的形势，好像一阵疾风，把门和窗子都吹开了，一阵尘烟夹杂着各种物品拥进了房子。

    过了一刻，尘埃稍定，往门窗外一看，有亿万富翁，有无赖小偷，有万丈高楼，有茅草小屋，有总统选举，有议会吵架，有如水的美元，有灿烂的霓虹……五光十色，应有尽有，闹得眼花缭乱。

    回头再看室内，中堂的“寿”字被吹落了，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对联，也不知道被刮向何方。一个宋朝的古瓶被吹倒破碎了。吹进来的东西也很多：美元英镑，马克日元，大亨们的传记，桌面上的电脑，机器洋娃娃，款爷旅行家，哈巴狗和波斯猫，蚊子和苍蝇……如果分类整理一遍，得费很大功夫。

    用木棍头往墙角一扒拉，吹进来还有文学艺术一类的东西，这里，我们必须细看。

    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风格、流派。有的标明“新”，有的标明“新新”，有的标明“新新新”。有的是真“新”，有的因为没见过，对我国说是新的，对外国，则是半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旧货。因为新，有人又好奇，便学将起来：照抄照转的，把西服改为“中山服”或者长衫马褂的，西装上衣缝上块长布作连衣裙的……反正只要“新”就好，加上一阵炒作，一时身价百倍。

    等待又加冷静时，再仔细斟酌，原来那些吹进来又打着当成新旗帜的，是从旧衣服上扯下来的一块布；奶油蛋糕加上山西陈醋，怎么吃也不顺口。没有生活积累，只靠少女时期一点青春躁动作题材，写来写去的，无非是“三角”、“四角”，“五角”、“六角”的自我重复。……外国闹了一个世纪的思潮，我们在几年之内，重复走了一遍。

    现在好像要想一想该怎么往下走了。

    回顾这一二十年，我从来没有反对和排斥过任何新的东西，但我从来也没有受到任何“风”的吹动。我深知，作家是属于时代的，作家不可能不受自己时代、社会、个人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制约。勉强去学，就“画虎不成”了。我学不了青年作家；他们也不一定学得了我，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历史磨难。我的一贯思想是：我就是我，我坚持我！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经历，生活体验，人生价值，注定文艺要去“载道”，要去“载德”。怎么也改不了，怎么也“空灵”不起来。

    不影响读者一点什么，你写作干什么呢？

    当我们想想怎么往前走时，不妨回头看看历史。历史是一部巨大而无情的筛子。它筛选着一切事物，也筛选着文学艺术。在历史上，什么文艺作品留下来了，什么东西被筛下去了，很能说明问题。在历史上凡是反映社会生活，凡是为人民呼喊，凡是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凡是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作品都留了来了。那些无病呻吟，个人向隅而泣，或者在形式上玩点花活儿，无论中国或外国，同样都被历史的“筛子”给筛下去了。在我国的科举制度中，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们的“八股文”，写了好几万篇吧？可是，留下来几篇呢？

    这几年的“西风东渐”，吹进来的主要是好东西。即使有些这样那样的不良影响，也是我们必须走一遍的道路，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财富。我们不必责备，也不必后悔。关着门，好像很安全，可是你什么也看不到，打开门，虽然难免有苍蝇和蚊子，但你发展了，进步了。历史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现在想讲一讲《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的写作。

    文学创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习惯。我是比较重视结构的。动笔之前总是把“总设计”想好：每个人物从出场到归宿，每个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和细节……都有了成熟的想法才开始写。

    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