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的厂房。实际上，针织厂早就不生产针织品了，而是生产西装，生产线也是西装生产线。黄骏在深圳有自己的制衣公司，有自己的服装品牌，他可以在内地生产加工，在内地销售，用深圳的品牌和生产工艺就行了。名义上还是深圳生产的。所以，他想把它收购下来。他问古长书有什么条件。古长书说：“没有特殊条件，只有惯例。第一，你把税缴给我们本地财政。考虑到你接手后有个整合过程，给你半年时间。半年后我们就征税了。第二，你要用我们本地的员工，必须保证我们的工人不能下岗。”

    10.急性子

    黄骏没有对古长书的坚持惯例提出异议。针织厂的资产评估是二千万元，光是生产线设备，当时引进就花了二千万元，因为用了好多年，有设备折旧的因素。现在加上厂房，一共才二千万。针织厂欠了银行八百万元贷款负债，也一并转给黄骏。在谈判桌上，黄骏提出打七折，古长书没有同意。古长书说，国有资产原本是不能打折的，给你八折，就给你省下了160万，这笔生意你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整整谈了两天，然后邀请市委市政府领导参加，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收购针织厂的事就算一锤定音了。

    黄骏是个急性子，他不会在半年后才开始生产。时间对他来说，就是金钱，就是财富。厂里原有大批熟练工人，他紧急电告深圳总公司：派十名服装技术人员和两名设计师过来，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一个月内开始正常生产。这样，他就可以享受五个月时间的免税优惠。

    事后，一些人对针织厂打折的事表示不解。工业局副局长何无疾在私下闹得最凶。国有资产打折，这不是故意造成国家资产流失吗？他煞有介事地说：“古长书这样做，一是要急于把针织厂抛出去，二是优亲厚友，在老同学面前做人情。”这话就在下面流传开去了，一直传到主管工业的刘市长耳朵里。刘副市长记得，前些年，针织厂拍卖，起价是一千万元都溜拍了，没人举牌，现在能卖一千八百四十万元，而且外加八百万元的外债，应当说卖了个非常理想的好价钱。但是，外面传得厉害，刘市长还是亲自找古长书问了问情况。

    古长书说：“黄骏的这次收购，我认为我们是双赢。按常理，那八百万元外债，他是有理由不承担的。之所以要他承担，是因为我们有几百万元的预收款，基本上抵平。那几百万的预收款，都是服装，实际上是不可能足额收回来的。他收购后，马上就是新的品牌上市，以前的旧款式就完全有可能滞销，甚至是根本卖不出去。这笔帐无论怎么算，我们都是划算的。在资产打折上，我把帐算得很清楚的，不会糊涂。退一步讲，如果不卖出去，现有的资产会不断萎缩，负债率会提高，职工工资却不会提高。这类企业，从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毛病都比较多，积重难返，既然不能彻底换血，就很难搞上去。再过些年，生产线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刘市长也是个能算帐的人，古长书一说他就明白了。

    黄骏也觉得划算。一是设备费用低，有一部分设备一直闲置未用，基本上是新的。使用的部分在维修保养上做得也不错，它们是他扩大再生产的重要部分。重新如果引进，那费用就加大许多了。二是厂房面积大，足足五百平方米。将来即使厂子垮掉了，他还有地皮在那里。又在市中心区，盖一幢高楼大厦，照样能赚钱。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西部开发热潮的兴起，内地的地皮只会升不会降的。地皮的增值部分是他押的最后一宝。所以这个风险是他能够承担。而且按照总价打折，优惠了160万元，他还是很感谢古长书的。因为他知道，国有资产打折，他没听说过先例。

    收购之后，黄骏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金安。以前“金安市针织厂”的牌子取掉了，换上了“深大集团金安制衣公司”的牌子。黄骏是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