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中，人们一直认为前任秘书长李修明是最出色的。古长书上任之后，日见显示出他耀眼夺目的光彩来，相形之下，李修明就稍稍逊色了。人们对李修明的评价是为人耿直，工作严谨，协调能力极好，善于在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稳坐江山。而人们对古长书的评价就不同了，除与李修明相同的优点之外，就是工作上有开拓创新精神，不仅仅是能干，而且敢想敢干。李修明能不能干？也很能干。但是李修明怕别人妒忌。古长书就恰恰相反，他不怕别人妒忌。该干什么，想干什么，他就会大胆地干。他不会因为别人的妒忌而不干，不会因为“高标见嫉”而退缩。当然，古长书也是不想让人妒忌的，他会尽可能地减少别人可能对他的暗中妒忌。所以他办什么事都显得低调而不张扬，为人处理也非常谨慎。可是，古长书这人就是有点怪，他低调而不张扬，自有人去为他张扬。人们似乎愿意私下为他传颂美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好像天然地赋予了某种政治亮色，一旦做成了就会闪闪发光，机关里的干部们自然就会发出一片喝彩声。

    比如市政府门前有几个老上访户，是十年前的老问题。他们的土地被乡镇企业征用后办了工厂，征用费只给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欠着。后来乡镇企业垮台了，老板跑了，企业成了一片废墟，剩余的土地征用费也没人付了。当时征地时，是乡政府做的工作，甚至有点强行征用的意思。十年来，几家农户轮番上访，从乡里找到县里，从县里找到市里。市政府信访局多次把情况转到下面，责成当地政府处理，可乡政府也因情况复杂，变化大而处理未果。几家农户就不再找市政府了，直接找到市委。他们在市委门前打着一块大幅标语：“还我征地费，还我土地”的字样。以前他们也来过，在市委门前晃晃，就被值勤的武警吼走了。古长书是苦孩子出身，他喜欢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看到那些上访的农民他就难受。古长书是从县里出来的，他知道，农民对政府很有意见，甚至还有点对抗性情绪。可是，他们面对党委和政府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你不给他解决问题，他们也无可奈何。尽管他们上衣无望，可他们依然不甘心，一到农闲时间就来上访一回，有的甚至趁到市里办事的功夫，也要抽空来说说闹闹。实际上，这些上访已经没有了上访的意义，涂上了闹事的色彩。他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却让接待部门不厌其烦，甚为头痛。那天看到农民打上标语了，古长书就亲自出去过问，了解了初步情况。之后，古长书就把顾晓你叫去认真做下笔录。然后又向信访部门进行了查询。古长书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踢皮球导致的。只是年长月久，问题长胡子了，成了老问题。如果拖着不解决，确实影响不了国计民生，却影响安定团结，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原则上讲，解决这个问题不属于市委的事。可古长书这回心软了。他想管一回闲事。于是，他把农民上访要求讨要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专门向汪书记做了详细汇报。那天晚上古长书来到汪书记家里，那口气简直就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古长书把具体情况汇报之后，说：“就是这些小问题的久拖不决，就足以说明我们市政府有时是在丧失作为一个政府的职能了，说轻点是失职，说重一点就是无能。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农民利益，谁来保护，怎么保护？这才是最具体的。”

    汪书记听得一脸严峻。这些问题实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大前年才从省委组织部下来任职，如果有问题也不是他当市委书记期间造成的。所以古长书也才敢大胆地说出来。汪书记说：“你别看我脸色，你继续说。”

    古长书说：“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我觉得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种误区。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基本原则，可我们的工作重点不能什么事事都要由中央来安排。既然什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