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也一再地要求我们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什么是实事，什么是好事？我认为就是让人民群众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的事。我们不能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河的小桥就算交了差，了了事。从小处说，我们要为苦藤河乡日后的发展着想，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今后能过上好日子着想。从大处看，也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啊。不要今天刚刚把桥修好，又觉得不行了，明天又花钱修大桥，那样浪费就大了。现在让大家咬咬牙，集一部分资上来，将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是很正确的主张。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

    李冬明说：“我来苦藤河乡的时候，就去县交通局咨询过，他们说四年前已经给苦藤河水泥大桥设计过一张图纸。是作双车道设计的，全长二百米。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修桥的地点也选好了，就在河码头上面那段狭窄的河滩上。我们是不是按那张图纸办，作四百万资金的预算。”

    顾家好冷冷道：“那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四百万能修好那么一座水泥大桥？”顾家好发牢骚说，“我还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并排跑四辆大货车的水泥大桥呢，这现实么？你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看吧，看看有几家一次能拿得出两千三千集资款？我说，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要从苦藤河乡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带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不行的，都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

    何奔说：“我们不一定把这么多钱全部往老百姓身上压，我们可以以工换钱。比如石灰可以自己烧，河沙可以自己筛，大桥两边的保坎也可以自己砌。还有很多的小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些我们四年前就规划过的，可以节约几十万元的资金。”何奔顿了顿，“那年，我们也搞过一次集资，如果那次咬咬牙，说不定大桥早就修好了。”

    顾家好听何奔这么说，那张四方脸立马就板了起来，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正要说什么，李冬明却将话接了过去：“做任何事情，靠的是决心，是精神。只要人心齐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农村，我那时才几岁，就亲眼看见我的父亲和乡亲们饿着肚子在村子外边的小溪上修筑水坝的情景。那时候的农村比现在要穷得多，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要杂以瓜菜填肚子的艰难岁月，我们村里两百亩水田年年受旱，十年中有九年减产。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村就别指望吃上饱饭。于是决定在山溪里修一条水坝。修筑水坝全是抬岩挑沙的重活，我父亲和生产队两百多劳动力，从头年的八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完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冬天下大雪，溪滩上的冰雪有半尺厚。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壮劳力在溪坎上抬水坝的基石，抬着抬着他就昏倒了，当人们把他弄醒过来之后，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将石头抬上肩。那时我才五岁，在水坝上玩耍，我知道父亲是饿得站不起来了。早晨父亲吃的是一碗南瓜粥，中午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却将早上留下的半碗南瓜粥让我吃了。我哭着不让父亲再抬了。父亲说，没力气抬也要抬，水坝不修好，明年连南瓜粥也没有吃的。我们村的水坝修好之后，人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认为，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过紧一点，压缩家庭的其他开支，说得严重一点，两年不吃猪肉，两年不穿新衣服，咬着牙卖猪卖鸡卖粮，人均交五百元集资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我们自己乡拿三百万，四百万就凑齐了。”李冬明觉得不把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抖出来，顾乡长和郑副书记几个人是绝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的，他继续说：“从农民身上集一部分资，不是我的意见，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就很明确地对我说，要我再从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手中筹集一部分资金，把苦藤河水泥大桥修成双车道，上面要能跑大货车。”

    李冬明将话说到这个份上，郑秋菊和吴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