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七月二十日，早晨的北京火车站，已经看不到那些相拥而泣、依依惜别的场面了。车站上的人不多，大概都看奥运会传播去了吧。我的同学们十号前就都走了，所以今天没人来送我，我也不希望有人来，我不喜欢分别的场面。我在站台上静静的等待着列车，它将把我带到那个也许我将一辈子工作生活的地方——沈阳。

    我终于盼到了毕业这一天。在R大，成天学着微积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务管理等等这些在现实经济领域里几乎毫无用处的所谓“知识”，已经让我烦透了。更难熬的是没钱花的日子。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虽然没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但也是勉强度日，连每个月五十块钱的生活费都不能按时邮给我。为了挣出生活费和学杂费，我上学不久就开始打工，最开始就是当家教，可是我发现北京这地方想当家教大学生的比三里屯的鸡都多。后来我干脆放弃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想法，跑到零工市场找一些杂活儿。大学四年我卖过小百货、当过搬运工、洗过车、擦过皮鞋、干过食品推销员、卖过保险，当然我也当过广告模特——在西单一家新开业的专卖店门口，套在一个绒布做的狗熊模型里蹦蹦跳跳的招徕生意。

    同寝的哥们儿形容我在低档的行业里就差到三里屯酒吧村那片儿当鸭我没干过了！靠，我的青春期总结，竟然如此不堪。

    不过我倒是无所谓，从八三年农村“包产到户”开始，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早就被我老爸视为接他衣钵的继承人了，他老人家按照祖上传下来的程序，准备一步步把我训练成一个标准的农民。所以我什么农活都没落下，什么捡粪养猪剜菜扶犁翻地播种施肥喷药收割，我都很在行。冬天的时候为了给明年积点农家肥，甚至还到城里的公共厕所里刨过粪，正因如此，“城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唯一的印象就是：肮脏。

    十年的农活练就了我的一副好身板儿，高三时候个头儿就长到了180CM，模样嘛，这个不好自夸，但高二的一次自习课，有一个男生穿了一身新衣服问自己同桌的漂亮女生：“我帅不？”那女生撇着嘴说：“人家关汉都没说自己帅，你吹什么牛啊？”哈哈……当然这都是笑谈啦，我的家境不好，衣服勉强遮体，哪还有帅字可言。因为要忙于生计，基本把闲暇的时间都占用了，竟然没有象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一样在上大学的时候“玩”一次恋爱。这是我四年大学生涯里最大的遗憾。

    火车已经在我的冥想中来到站台，十二个多小时的车程足够我睡一个好觉了，不过想到自己的处境却又无法入眠。毕业前有权有势的同学都出国深造了，按我的理解，“深造”就是“深入地造败钱”的意思。家境略差一点的没希望打入国际市场，也都想在皇城根儿这安身立命，大概是觉得这地方离金銮殿比较近，有更多的机会一步登天吧。可是我没有关系可找，并且我那个时代农村男孩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我是家里接户口本的，长大要给父母养老送终。于是我选择了回沈阳。

    我比别人晚了十几天才走，因为我打工的那家超市要到那时候才结算工钱。分配到哪我并不着急，着急也用，我一个根儿红苗儿壮的五代贫农，在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基本是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托不着什么关系，所以只能听天由命。爱分哪就分哪吧，分哪总比回家种地强吧。从毕业到分配还有一段时间，还不如赚点银子先呢。

    其实我哪里知道，96年的时候大学毕业生分配起来已经不容易了。好在我们学校也算是全国重点大学，在东北知名度还是相当高的，并且东北那地方除了酒，其它的东西推行起来都至少比南方慢一拍。象我这样的毕业生能够继续分配工作，全是托了计划经济的福。但好单位都要先找好关系，一方面用人单位得要你，另一方面人事局还得同意放你，缺了哪条都不行。疏通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