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过去的“清水衙门”如教育、医疗等部门，协会、团体等单位，现在也变得水也不清、鱼也不净了。

    公认的腐败高发区，从行业的角度看主要有：党政机关。上至副国家级下至科局级甚至一般干部都有腐败案件发生；交通系统。河南的三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金融系统。有行长腐败，也有信贷员携款外逃；建设系统。在工程招标投标中收受贿赂。从岗位的角度看主要有：县委书记。安徽省连续有18个县委书记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2005年秋刚刚受审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仅在1999年至2004年5年时间内，卖官收入就达3200多万元，平均每年630多万元。

    这些腐败高发区只是相对而言，因为这些行业、岗位比其他行业、岗位的腐败问题更突出，更引人关注，群众意见更为集中。但腐败高发区绝不止这些行业和岗位，事实上腐败高发区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明晰，越来越多的行业和岗位向腐败高发区的方向发展，或者已经成为腐败的高发区。不管什么行业，凡是有权力的地方，腐败就容易滋生，其中一些重要岗位、重要人物、重要环节，管理人、财、物的岗位和人员，腐败现象一直以来居高不下。

    腐败高发区的不断形成和出现，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制度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缓慢，对权力监督的疲软无力，监督的形式不少，但管用的不多；二是落实不力。预防的措施流于形式，制度建设还有漏洞，廉政教育走了过场，有的部门、有些地方并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反腐败的战略部署，惩治腐败的决心不下，惩治腐败的态度不硬，惩治的力度不够大，不少腐败逍遥法外；三是腐败文化。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现实中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的屡见不怪，使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的宽容、默认，甚至纵容、羡慕，反正个人也决定不了社会潮流，许多人只好选择了随波逐流，有时候不合俗、不腐败甚至难以立足和生存。

    面对到处滋生蔓延的腐败现象，群众深受其害，怨声载道，有的人不禁怀念起毛主席领导的时代，说：那时虽然穷点，苦点，但哪有这么多这么厉害的腐败？群众心气大多还是顺的。中国人有个传统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生活是好了，物质是丰富了，收入是增加了，但社会不公严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的真富，穷的太穷，社会治安不好，群众情绪很大，社会稳定也大成问题。

    在怀念毛主席的人中，许多人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重新反思，对文化大革命也重新进行反思，不再全盘否定，社会上也兴起“毛泽东热”，凡是关于毛泽东的书、画，一般都好卖，许多出租车挂上了毛主席像，一些群众家中也再次贴上了毛主席像，这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大家通过怀旧来表示对现实中某些现象的不满。

    群众怀念毛主席，也不无道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据说就是因为“一些政权机关出现机构庞杂并产生一些官僚主义作风”，有学者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就“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只是因为“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直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