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你也不得不承认她在年龄上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优势——她年轻，无论按哪种速度晋升，达到一个高峰是肯定无疑的，加上又是女干部，这层身份，可以说对她更是如虎添翼，达到高峰上的高峰，都是有可能的。年轻人毕竟急躁，不那么成熟，不那么沉稳练达，时间长了，也就好了。倘若她善于团结周围的同志，不那么刚愎自用，能改张狂跋扈的毛病，也就罢了。但是她不但不改正缺点，反而把缺点当作优点发扬，把拉关系当作工作，好像凭着她的满脸春风，两汪秋水，凭着她的一腔热情，三分微笑，就可以令领导对她的工作感到满意。有时候我想，如果她那饱满的精神用于工作，而不是用于修一条升官的栈道，那该多好。”

    “是啊，近几年来，我们的干部务虚的数量在增多。”

    雷环山眼前闪过一张张脸，他就像一个检阅的将军一样。尽管这些频频出现的熟不拘礼的脸上没有刻字，但他们的脸上无一例外地写着“务虚”两个字——他们笑中的功利性十分明显——他们能在繁文缛节中如鱼得水，畅游得十分惬意，能夸口让一匹骆驼钻过针眼，表面上团结得像铁链一样紧密，背地里却在研究拳法。他们本着决心闹出轩然大波的信念，背诵着忍为上和为贵的金经，平日里文质彬彬，一旦别人的利益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像争摊位的小贩一样揎拳捋袖，准备角斗起来。

    “傅梅就是这种务虚的典型。务虚，就不扎实，就容易轻飘，一轻飘，脚跟就不稳，脚跟不稳，就容易失足。从小平房和屋顶上摔下来与从摩天大楼摔下来，都属失足。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如果从高处摔下来，摔得就越重。八十年代，我们听到某某领导干部进去了，就会感到惊悸和震动；九十年代，我们再听到某某领导干部进去了，却只有叹息，叹息又一个进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了很久。这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经受住意志的考验，这些人中没有经受什么风浪的年轻干部，这些年轻干部更容易犯错误。警钟多次敲响，他们一点不怕，若无其事。我想起我小时候，每次上学，最怕学校的钟声。

    它一响，我就没命地跑，怕迟到，想赶到老师到教室之前进教室。有一次，还跑错了教室，钟声，对我有一种紧迫感。可是，现在的人即使听到了警钟，也没有紧迫感。”

    “这是因为他们听到的上课的钟声太少了。”

    “对此，我也有同感。许多年轻的领导干部知识面太窄，也许他们书面知识不少，可是他们的实践知识少得可怜，运用到工作上的实践知识更少。按说傅梅是从基层一步步提拔上来的，应该有经验，可惜她根本没有将实践经验用在工作上来，所以她的实践知识反映在工作上依然是零。庸俗的关系学她倒学得挺快，运用起来也十分熟练。对此，她不仅不愧恧，反而洋洋得意，自以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虽然我没有想到她会出事，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这样的干部对老百姓来说，不是福，是祸。”

    “不过我听说，高书记和程家卿对她十分信任。高书记还向她索要了些物品，不知梁部长你是否有所耳闻？”

    像油溅在腮帮上，梁部长腮上的肉跳了一下，然后故作镇静地理了一下他其实没有什么可理的头发，坚决地说：“高书记不会那么做的，这一点我可以用生命做保证。别人我不了解，高书记我是了解的。谁说这样的话是对他的最大诬蔑和侮辱。”

    “真的吗？譬如索要一些什么稀罕东西。”雷环山从旁提示。

    “笑话！”梁部长面红耳赤地说道，气愤使得他面红耳赤，“高书记不会那么妄自菲薄？他一直是很细心周到的，不要说他，连我都会想，快退居二线的人了，应该曲终奏雅才是，闹一个晚节不保，不等于是对自己一生来个彻底否定，见了骨灰盒都觉得有愧。关于高书记的美德，我只举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