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发生了矛盾。这时可以“真诚”地感谢对方帮助论证了本方的观点。

    牢牢把握辩论的主动权

    在1990年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有一场题为“儒家思想是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辩论。南京大学队持反方对阵澳门东亚大学队。南大队首先对辩题进行了剖析，重点研究了“儒家思想”、“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和“推动因素”四项词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立论的切入角度。经过认真分析后发现，辩论双方的焦点肯定会集中在“主要”与“推动因素”这两个词组的联系点上，即如何理解“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

    南大队猜测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思想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将“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淡化，提出主要推动因素有多个，儒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的立论。针对对手的这一思路，南大队决定由“主要推动因素”这一关键概念入手，与对手针锋相对，明确界定其概念，即它必须是具有总揽全局、纲举目张的作用。它必须能把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有利条件和推动因素组织起来，有效地协调起来。同时，南大队严格区分“主要推动因素”与一般的“推动因素”，指出一般的推动因素是指一些具体的战略和政策，比如贸易立国，外贸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等等。

    “不和对方在思想层次上纠缠，不用西方的个人功利思想来对抗儒家思想，承认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积极的作用，但它却没有经济功能；至于主要推动因素，只能是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这就是南大队的总思路。

    这样的思路很奇。因为思想确实能够影响到人的行为，但是很难说清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相反，“事实胜于雄辩”，在实际辩论中，南大队列举了大量实例向评委和听众说明，在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中，并没有体现什么儒家思想，用这些“实”来攻击对方“虚”的一套推理，结果威力很大。由于南大队这一思路完全出乎对手的意料，因此场上主动权始终被南大队牢牢掌握着。

    我国古代也不乏这样精典的辩例。据载：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徵作谏差大夫。魏徵由于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非议。李世民派温彦博去责备魏徵。魏徵因此去见唐太宗说：“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听了很吃惊，赶紧问：“良臣和忠臣不是一样吗？”魏徵答道：“不一样，像古之稷、咎陶，就是良臣；像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以国事为重，公而忘私’，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好的声誉，子子孙孙传下去，国运无穷。忠臣则不然，唯唯借口之流，只为个人打算，君主会为他而落得个昏庸的恶名，甚至国亡家灭。这就是忠臣和良臣的区别。”魏徵在这里使用了定义正名的方法，间接委婉地批评了皇帝只喜欢唯唯诺诺之派，并暗示了这样做的恶劣结果。由于魏徵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一步步地将李世民引入他所设置的圈套，论辩深刻有力，令李世民大为感动，达到了求谏的效果。

    掌握清晰的辩论思路

    相信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至今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复旦大学代表队四位辩手精彩纷呈的辩问，落落大方的风度，成为那届辩赛中最为耀眼的风景线。而他们多角度的思维更是让对手防不胜防，这里仅选出一例，供大家欣赏揣摩。

    在复旦大学对悉尼大学队的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中，就很是难辩。在审题中，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考虑：艾滋病的传播，可以通过同性恋、性滥交以及血液传染等途径，这些都有利于正方。但这里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两个问题对立起来了。其实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而现在你要说是医学问题，就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