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像平时一样告别，她放下第二杯茶后送我到门口。她把我的皮棉领竖了起来（一般只有妻子对丈夫才这样做），并告诉我不要感冒。接着是她告别的吻——带有新鲜熙春茶香味的吻（她喜欢随意地朝茶里加各种香料）。然后，我关上了门，我听到她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走回去喝她的剩茶。

    早上我与往常一样离开家。我离开家时没有想到，也没预感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我的病是突然到来的。

    这几个月里，我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忙于一件铁路大案，几天前才赢了官司。事实上，好些年来我潜心法律工作几乎就没有好好休息过。好心的沃尔尼大夫劝过我一两次。他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医生。

    “贝尔福德，你如果不歇口气，”他说，“你会说垮就垮了的，不是神经便是大脑要受不了。你说说看，有哪个星期你没见到报纸上登载着患失忆症的事？没见到有人走失，把自己的姓名、身份、往事完全忘光？这还不都是由于脑子过度疲劳或者心事太重造成的？”

    “我看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报社的记者自己杜撰出来的。”我答道。

    沃尔尼大夫摇摇头。

    “这种病的确有。”他说，“你需要换换环境，或者是休息一段时间。法庭、事务所、家，你总离不开这三个地方。要说你还有什么消遣，那就是看法律书。你不听劝告，会后悔莫及的。”

    我辩解说：“每个星期四晚上，我太太跟我玩纸牌。每个星期天晚上，她给我念她妈妈这周来的一封信。要说看法律书不能算消遣，至今还没谁立下这条规矩呢！”

    那天早上，我边走边回想沃尔尼大夫的话。我的心情与平日一模一样，或许还要好。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原来躺在了普通客车上的狭小座位上，已睡了很久，肌肉痉挛，动弹不得。我把头斜靠在座位上，尽力去想。过了一会，我想，“我必须有个名字。”我找遍口袋，没有卡，没有信，没有一张纸或其他的任何字母组合。但是我发现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有近3000美元大面额账单。“我一定是某一个人。”我喃喃自语，又开始考虑。

    车厢里人很多，大家都没分彼此，而且心情很好，所以我想一定是所有人原来就有过往来。有一个人跟我点头，打招呼，坐到我旁边的空位上，打开张报纸。这人个子高大，戴副眼镜，身上散发着肉桂与芦荟味。看过报纸后他与我攀谈起近来发生的事，这也是旅途中常见的现象。我发现自己还行，谈起这类事还能应付自如，至少是还记得这类事情。后来坐在我旁边的人说：

    “你肯定跟我们是一道的。这时候西部有大批的人来。幸好原来的集会都在纽约。我还从来没到过东部。我叫阿·皮·博尔德，在密苏里州希科里格罗夫的博尔德父子公司。”

    人在遇到需要紧急应付的事情时，尽管无精神准备，也能应对。现在，我的生命得重新开始，再进行一次洗礼。而且我既是新生儿，又是牧师、父母。我脑子迟钝，但感觉倒敏锐，救了我一把。坐在旁边那一位的浑身药味使我受到了启发，再一看他的报纸，见上面登了条醒目的广告，更是打定了主意。

    我信口说道：“我名叫爱德华·平克默。是开药房的，家在堪萨斯州科纳波里斯。”

    “我早知道你是药剂师。”同座亲切地说，“我看到你右手的食指有老茧，是药杵磨出来的。不用说，你也是我们行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些人都是医药界同人吗？”我不禁问道。

    “全都是。这趟车从西部来。而且这些人是老派药剂师，不同于那些卖专利药片药粉的。他们卖药叫顾客往机器孔里投币，不用配方柜。我们自己过滤药、滚药丸，春天的时候还经营一点儿花种，也卖糖果和鞋。告诉你吧，平克默，这次代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