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子弹放到口袋里，拎起这个精巧的手提箱。

    古森很客气地送他出去。

    豺狼返回酒店，先把装着枪的手提箱小心地放在衣柜的底部，锁上衣柜的门，把钥匙放进口袋。他刚好赶上最后的午餐时间。

    下午，他不慌不忙地走到邮政总局，向瑞士的苏黎世要了个长途电话。电话半小时后才接通，五分钟过后，一位迈耶先生接了电话。英国人报了个号码，又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名字。

    迈耶先生请他稍等。两分钟后他又回来了。这回他的声音就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冷漠了。账户里美元和瑞士法郎的数目不断增加的顾客理应受到礼遇。我们这位在布鲁塞尔的先生问了个问题，瑞士银行家又再次请他稍等，这次三十秒就回来了。他肯定把客户的档案和账单从保险库里取了出来正看着呢。

    “没有，先生，”声音嘶嘶拉拉地传进布鲁塞尔的电话间，“我们这里有您的信，指示我们只要有新的款项存入，就立刻用航空加急信件通知您。但是您说到的时间里没有款项存入。”

    “我只是那么想的，迈耶先生，因为我离开伦敦两周了，我不在的时候可能会有。”

    “没有，什么也没有。只要有款项存进来，我们绝不会拖延，会立刻通知您的。”

    在迈耶先生不停地美好祝愿声中，豺狼挂断了电话，付了钱离开。

    当晚六点稍过一点，他在纳弗街的酒吧与造假证的人见了面。对方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英国人看到角落里有个位子还空着，就冲那人点了点头，招呼他一起过去。他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才几秒钟的工夫，比利时人就过来了。

    “做好了？”英国人问道。

    “是的，全做好了。很棒，就连我也不得不这么说。”

    英国人伸出手。

    “给我看看。”他命令道。比利时人点了支烟，摇了摇头。

    “你得明白，先生，这可是公共场合。另外，要看的话也需要有良好的光线，尤其是法国证件。东西都在照相室。”

    豺狼冷冷地审视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好吧。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几分钟后他们离开酒吧，搭乘出租车来到那间地下照相室所在的街角。晴朗的傍晚，天气还是很热。和往常出门一样，为了防止被人认出，英国人仍戴着他那副宽边包围式墨镜，遮住了脸的上半部。一位老人迎面走过来，经过他们身边。虽然街道很窄，阳光也照不进来，但豺狼还是低下头冲着地。

    造假证的人率先走下楼梯，用钥匙串上的一把钥匙打开门。照相室里和外面的夜色一样黑。门边的橱窗里贴着那几张丑陋的照片。透过照片间的缝隙懒懒地射进来的几缕光线让英国人得以辨出外间办公室里桌椅的轮廓。造假证的人领他穿过两面天鹅绒门帘，走进摄影室，拧亮中间的灯。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棕色的宽信封，打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旁边的一个红木的小圆桌上。那桌子是照人像时的道具。他把桌子搬到屋子中间电灯的正下方。摄影室另一头的小摄影台上有一对弧型灯，但没有打开。

    “请看吧，先生。”他得意地笑着，指着桌上躺着的三个证件。英国人拿起第一个，放到灯下。这是他的驾驶证，第一页上贴了个标签，上面写着：伦敦西一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先生，机动车准驾车型为1a、1b、2、3、11、12、13，有效期从一九六○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止（含十二月九日）。再往上是驾驶证编号（当然是伪造的）和“伦敦市议会”以及“一九六○年道路交通法”的字样。接着是“驾驶执照”以及“十五先令税款已付”。在豺狼看来，这是一张完美的假证件，肯定足以应付他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