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的电话旁，拨了一个本地的号码，等待电话接通。

    他仍然喘得厉害。有人答话时，他告诉对方：

    “我们抓到他了……动武了吗？当然，他可真玩命……他开了枪，圭里尼的一个膝盖骨碎了；卡尔佩提的睾丸挨了一枪；维萨特晕过去了，浑身发凉……什么？是的，那个波兰人还活着，这不是命令吗？不然我们能让他打得那么惨……嗯，他受伤了，好的。不知道，他晕过去了……喂，我们不是要盛沙拉的篮子（警用面包车），我们要两辆救护车。让他们快点儿。”

    他掼掉电话，嘟囔了一句：“妈的！”屋子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被劈过的柴一样，它们最多也只能当柴烧了。他们原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走廊上，所以没把家具挪到隔壁房间，结果碍手碍脚。他自己就用胸口接下了科瓦尔斯基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疼得要命。见鬼的波兰人，他想着，总部办公室的那帮混蛋可没交代过这家伙是怎样一个人。

    十五分钟后，两辆雪铁龙救护车开进这条马路，停在公寓楼外。医生上了楼，花了五分钟检查科瓦尔斯基。最后他卷起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给他打了一针。两个担架员抬起波兰人，跌跌撞撞地走进电梯。医生转向受伤的科西嘉人，从他旁边墙上的大片血迹来看，他伤得很重。

    他抬起那人扶在膝盖上的手，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

    “好吧，得用吗啡，送医院。我给你打一针安定让你睡觉。在这儿我什么都做不了。不过，我的孩子，你在这一行的路算是走到头了。”

    针头扎进去的时候，圭里尼又骂了一串。

    维萨特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一脸呆相。卡尔佩提现在靠着墙站直了，不断干呕着。他的两个同伴从腋下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里到了走廊上。第二辆救护车上的担架员把打了镇定剂昏睡得像死人一样的圭里尼抬走的时候，这一组人的头儿正帮着维萨特站起来。

    来到外面走廊上，六个人的头儿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满目狼藉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真是一团糟，对吧？”医生说。

    “当地警察会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该死的公寓是他们的。”

    说着，他关上了门。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间的门也开着，里面的东西都没动。他把两扇门都带上了。

    “没邻居吗？”医生问道。

    “没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把整层都包下了。”

    医生走在前面，帮忙把仍然神情呆滞的维萨特扶到楼下等候的车里。

    救护车快速穿越了法国。十二小时之后，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似的军营地下室里，科瓦尔斯基躺在一张简易的小床上。和所有的牢房一样，房间的墙刷成白色，污迹斑斑，还生了霉，到处涂着污言秽语或是各种祈祷。房间里又热又闷，充斥着汗臭味和尿骚味，还有墙灰吸湿后的石碳酸味。科瓦尔斯基仰面躺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床脚嵌在水泥地里。除了褐色的垫子和他头下卷着的毯子，床上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脚踝，另两条绑在大腿和手腕上。胸口也牢牢拴着一条皮带。他仍然不省人事，只是不规则地深呼吸着。

    他脸上的血迹都已清洗干净，耳朵和头皮也缝合了；被打碎的鼻子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张着嘴，呼吸时嘶嘶作响，向里望可以看到两颗被打断的门牙的残根。脸上其他地方青肿得厉害。

    在浓密的黑色汗毛下面，前胸、肩膀、腹部，都能看到青淤的肿块，那是拳打脚踢和棍棒的结果。他的右腕包着厚厚的绷带。

    医生做完检查，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包里。他转过身，朝身后的人点点头。那人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人一起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看守把两根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