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包好的两副彩色隐形眼镜以及染发用品。

    他在巴黎跳蚤市场买的法国设计生产的鞋子、袜子、衬衣、裤子，黑色贝雷帽和那件长及脚踝的军大衣放在第二个箱子里。这个箱子的皮革夹层里他放的是伪造的名为安德烈·马丁的法国中年人的证件。这个箱子还有空余的地方，稍后还要装那套装有狙击步枪全套部件和子弹的狭长钢管。

    第三个箱子略小一些，里面装着假扮亚历山大·杜根用的东西：鞋子、袜子、内衣、衬衣、领带、手帕，还有三套考究的套装。这个箱子的夹层里放了几卷十英镑的钞票，一共一千英镑，这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时候从自己的私人银行户头里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箱子都小心地锁好，又把钥匙穿在自己的钥匙环上。那件鸽子灰的套装已经洗净熨平，挂在公寓的壁橱里，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他的护照、驾驶证、国际驾照和一沓一百镑的现金。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个精巧的手提箱，里面放着剃须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来的东西——一条精织的网状吊带，从巴黎买的一包两磅重的石膏，几卷用棉绒布粗织的绷带，半打卷状胶布，三包棉絮和一把大剪刀（刀刃很钝但很结实）。这个手提箱是随身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任何机场通关时，手提箱通常不会被海关官员选中要求开箱检查。

    采购装箱的工作均已完毕，接下来是他计划的最后部分。他希望，化装成詹森牧师和马蒂·舒尔勃格，仅仅是以防万一。除非事态恶化，亚历山大·杜根的身份必须被放弃，否则他不想用到。安德烈·马丁的身份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他很可能不会用到另外两个身份。如果那样的话，任务完成后，他可以把整只箱子丢在行李寄存处。他想，即使那时要逃脱的话，他可能也不需要这两个身份中的任何一个了。办完事，他再用不着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和枪了，也可以丢掉。他将带着三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进入法国，而离开时估计只有一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肯定不会再多了。

    这一切做好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启程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卫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世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二十五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一边等着这两封信，一边在公寓周围练习一瘸一拐地走路来打发时间。两天之后他很满意，他瘸着走路已经很逼真了，没人能发觉他的腿脚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八月九日上午，他等到了第一封信。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文是：“用莫里托五九○一与你的朋友联络。自我介绍‘我是豺狼’。回答是‘我是瓦尔米’。祝你好运。”

    苏黎世的信直到十一日上午才来。他微笑着读起这封确认信。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他的余生都将很富有。如果他将要做的事能成功的话，他将更富有。他毫不怀疑他会成功。机会难得，不容错失。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他都花在了机票的电话预订系统上，他把出发时间定在了第二天，八月十二日。

    除了桌子后面五个男人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地下室里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笨重的橡木椅上绑着的人发出刺耳的“咯咯”声。地下室不知道有多大，墙上的颜色也模糊一片。整个房间只有一束光，笼罩着橡木椅和囚犯。这是一盏普通的阅读用台灯，但用的是大功率的灯泡，非常亮，更增加了本已过热的地下室里的热度。灯被夹在了桌子的左沿上，灯罩被扭转过来，灯光直射着六英尺外的椅子。

    部分光线照在污渍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一支香烟被人夹在手指间冉冉飘起一缕细细的蓝烟。

    地下室的其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