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枪的胶木箱子还在架子上，那是一周前他看着行李员放上去的。他拿出存根，取回箱子。

    他就近找了一家旅馆，就是那种又小又脏，看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干线车站附近都有的那种。在这里没人会对你感兴趣，如果非要问的话，谎话倒是一堆。

    他用现金订了一个单人间。在机场的时候他就事先换好了比利时货币。他提着箱子走进房间，把门完全锁好后，放了一池冷水，把石膏和绷带取出来放到床上，开始工作。

    石膏打好了，不过干的话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他就坐在那儿，把那只打着石膏的重重的腿搁在凳子上。他一边抽着过滤嘴香烟，一边望着卧室窗外一排排污浊的屋顶。他不时用拇指捏捏石膏，觉得在走动前最好还是让它再硬些。

    之前装枪的胶木箱子已经腾空了。为了预防万一他需要再做些修补，剩下的绷带和几盎司石膏一起被放进手提箱。最后他准备停当，把便宜的胶木箱子塞进床底，烟灰倒到窗外，又最后环顾四周，检查是否留下了什么痕迹，便准备离开了。

    他发现，打上石膏之后想不跛都不行。他走下楼梯后高兴地发现，前台那个睡眼惺忪，浑身污迹的服务员不见了，也许是去吃午饭了。不过如果接待室里有人，对方还是能从镶着毛玻璃的门口看到他的。

    豺狼看了一眼前门，确信没人要进来，便把手提箱抱在胸前，然后弯下腰，四肢着地，悄悄地迅速穿过瓷砖铺就的大厅。兴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前门开着。他爬到门口朝向街道的三级台阶上，在前台服务员看不见的地方站直了身子。

    他一跛一跛费力地走下台阶，顺着马路来到主路经过的街角。不到半分钟，一辆出租车就发现了他，然后他就启程返回机场了。

    他来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拿出护照。服务小姐微笑着接待他。

    “两天前有一个叫杜根的人在你这里订了一张去米兰的机票。”他说道。

    服务小姐查了一下下午去米兰的航班预订情况。还有一个半小时起飞。

    “是的，没错。”她微笑着说，“杜根先生。票已经预订了，但还没付款。您想现在付吗？”

    豺狼用现金付了款，拿到了机票。服务小姐告诉他，一小时后会广播通知登机的。他腿上打着石膏，显然瘸得很厉害。一个热心的行李员对他裹着石膏的脚不断叹气。在行李员的帮助下，豺狼从行李柜里取回了三个箱子，交由意大利航空公司托运。过海关的时候，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出境游客，所以只是被简单地检查了一下护照。他用余下的时间去候机厅的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因为他的腿上有伤，航班上的每个人都对他很和善，关切有加。他被扶上机场的登机巴士，所有人都关心地看着他费力地迈上台阶，走向飞机舱门。可爱的意大利空姐欢迎他时笑容也格外灿烂，并且一直目送他舒舒服服地在飞机中间一组面对面的座椅上坐下。她特意指出，那里的腿部的空间更大些。

    其他旅客就座时都极其小心地不去碰到他裹着石膏的脚，而豺狼此时则靠在座位上，冲着他们露出宽慰的微笑。

    四点十五分，飞机起飞了，向南朝米兰疾飞而去。

    布莱恩·托马斯警司痛苦不堪地从助理警务处长的办公室出来时都快三点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这回热伤风的程度最厉害，持续的时间最长，同时也是因为他刚接到的任务把他这一天全毁了。

    周一早上一开始就很糟糕，他先是得知手下一个人被盯梢的对象——那个苏联贸易代表团代表给甩了；晌午时候他接到一个内部电话，军情五处礼貌地请求他的部门放弃这个苏联代表团。意思很明白，在他们看来，整个事件最好交给他们处理。

    下午看来更是糟糕。没有什么事会比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