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呢？就是让拉里把经营权让出来，退回给政府，政府用钱把自由塔和三号楼的经营权买回来，剩下两个项目的经营权还是拉里的。这样，政府就可以先把自由塔盖起来。政府为了从拉里手里把这个经营权拿回来，谈了一年多，给拉里补的钱超过一亿美元。

    政府也完全要遵守商业合同。因为人家遵守合同，人家没有违约，而且每年付了地租钱哪！人家该起诉保险公司的照起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纽约州政府、新泽西州政府、港务局，包括州长、市长，不断在媒体上批评拉里，拉里还是我行我素，政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政府只能按商业规则出牌，拉里也按规则玩，大家该谈判谈判，没有任何不平等的，一分钱、一分钱地谈，一直到2006年下半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才跟拉里谈完了，把钱给拉里付了，拉里才退出来，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跟政府（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务局）开始谈自由塔项目。

    在谈七号楼时，我们的信用证晚了7天时间送到。这7天是我们口头约定的时间，不是法律上的违约；但是到了口头约定的那个时间，我们的信用证还没到。如果按照中国国内的情况，事情会很容易解决：州长，市长打个招呼，找个朋友说说，这不就差几天嘛，这事前面都谈了一两年了，而且从2003年万通就开始介入了！

    2003年下半年的时候，整个世贸还是一片废墟，没有人敢去，因此价钱极低。我们是第一个去那儿谈的外国公司。我第一次去谈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很吃惊，说：“你是第一个美国以外的企业来谈。而且居然是中国人。”拉里当时也非常高兴，给我们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帮他，当时七号楼很难租，我们是他最大的租户，一下要租两万多平方米，就这样把市场价格给抬起来了。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只是晚了7天，而且只是违背了口头约定，不能算是法律上的违约；并且我们费尽周折把相关手续都走完了，字也都签完了，我拿着信用证飞过去的时候，觉得应该没问题，那么多人支持，州长，市长等，就差一个礼拜而已，是不是？这时，州长、市长，很多人都给拉里打电话，还有拉里私下的朋友，都帮忙说合，让他给我们做这个“中国中心”的机会，因为这对纽约非常好，对两国的贸易也有很大好处。可拉里就是不买账，对州长不仅不理，而且根本就不待见，最后干脆一甩手上了游艇，出去玩了。因此，在美国那边的商政关系，商人的力量大于政府。政府拿拉里就是没办法。

    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晚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边政府和政策是怎么管企业的吧。为了拿这个信用证，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国有银行，两个银行都是部级单位，他们都坐不到一块儿。因为按官场的游戏规则，究竟是你到他那儿，他到你那儿，都大有讲究，大家都觉得自己是部级干部，谁都不肯屈驾。去海外投资都需要政府审批，有7个部门要批我们这件事情；可是在纽约，拉里要做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批。他们唯一要批的一件事，还跟中国有关，是“法轮功”问题，听起来有些滑稽。

    拉里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安全条款要谈清楚，涉及到“法轮功”，为什么呢？拉里曾经有一栋楼，就在中国领事馆对面，天天有“法轮功”闹事，弄得他底楼三年都没租出去。所以他很恼火，硬要给我们加一条，不得有“法轮功”来七号楼捣乱。我们说，这事我们管不了！双方讨价还价，光律师费至少花了几千美元，就这个条款，我怎么能保证得了呢？万一“法轮功”在那儿举牌子，就算我们违约啦。这实际上是在那里唯一可能扯到的政治关系。最后我们说，这个事情由警察局负责，到时这种事情出现，我们会请警察局提前来的；如果警察局做不到，不算我违约吧？只有是我们请“法轮功”来这个地方站着才能算我们违约，否则治安这事儿应该归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