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一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那个海南本地人姓杨，老婆是唱琼剧的，他居然在此期间把山西来的女秘书搞掂了。信用社办成了，跟老牟没关系；那个女秘书也离开老牟跑到海南和姓杨的一起裹着做信用社。老牟那个气呀，因为姓杨的骗了他的钱拐了他的人。他发誓要把这人弄进去，后来真的弄进去了，南德小姐流落街头，我们正好办公司，就暂时收留了她；后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20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而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很多人询问录像带在哪儿，老牟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清白，把这个任务也交给了我，让我去香港把录像带拿回来。我当时为他打工嘛，很想努力表现，加上刚好认识几个香港记者，就答应下来了。老牟给了我500元差旅费，我就走广东去宝安、深圳一线到香港。但1989年之后形势非常严峻，我走到宝安就走不了了，没有通行证往前走很危险。因为有点北京口音，还不能在大码头附近停留，就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见人不说话，偷偷打电话让香港记者到宝安来找我。我还怕完成不了任务，两手准备，向农民打听如何绕过边境，他们告诉我花几十块钱可以找人骑摩托车带我绕到很远的地方出关。我当时想如果香港人过不来，我只有用这个办法到深圳，再和那边接应。我在旅馆耗了20天，每天吃很少的东西，等待电话内容一个转一个地最后到达对方，对方定好时间地点再辗转通知我。那个记者终于来了，是个女的，跟我在小旅馆见面，她从胸罩两边掏出打散的录像带，我有点哭笑不得，过去从没见过这阵势呵。我拿报纸包起那堆带子，带回了北京。老牟复原了盒带，又复制了很多份送给有关部门，证明了南德的立场。

    倒飞机时，有一伙人就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儿。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