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两则消息在温州城里不胫而走： 某位市权威领导的孩子，因为屡次违纪，被当地一家颇有规模的民营股份合作企业炒了鱿鱼。说情者要求企业董事会重新表决，最后还是以八票对一票维持了原先的决定。

    鳌江镇的一家私营企业，大模大样“承包”了县里最老的国营企业，承包经营期5年。当地人戏称这是“倒踢紫金冠”。倘若时间再稍微往后数月，邱光和以“个人信用”作担保从温州市农行贷款1800万元，则完全算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

    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却能引起莫名的骚动。激进、大胆的城市基因在每个温州人跳动的心中，如血脉般喷涌。聒噪之余，难免发生一些看来出格的事情。许多思考来不及进行，便进入群体性的感慨和惊讶。然而，事后仔细梳理，恍然才觉，定局早已埋下……

    若是前几年，“出格”的乡镇企业很可能被戴上各种帽子，成为打压的对象。但这一年，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宽容让人有种换了人间的惊喜感觉。

    偌大的中国，到处氤氲着挣钱的欲望和躁动。就这样，一个“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的1992年，不知不觉地在朦朦胧胧的不确定中闯入了温州人的生活。

    闯

    大政频出，豪言连天。可高层一再不遗余力地强调“重点搞好国营企业”，后者的颓势之势依然不可避免。18家国营企业同时宣布资不抵债，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单。倘若再没有人接手，破产是唯一的结局。过去43年来，这些企业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

    潮涨潮落，这个微妙的时刻，私营经济这边峰回路转。《爱拼才会赢》这样的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衬着国民的心态。集体行动下，孕育着个人改变命运的萌动。经商，不再是危险的勾当。无论对于官方抑或民间，都是百舸争流的季节。即便在国家的上层建筑中，也有人投身商界，遑论诸多草根。“下海”，毫无避忌地成为那一年最流行和最时髦的词汇。

    教师马云成立杭州第一家翻译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务员陈东升放弃公职，搞起拍卖；摄影师罗红日后将以卖蛋糕为主业；最离谱的还是一名叫冯军的清华高材生，此人竟然闯进“中关村”，拉起板车倒卖电脑耗材。而哪怕是一年以前，上述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对商人的评价还很尖酸刻薄，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下海”联系起来。

    人生豪迈过后，他们之中，有人将大业有成，有人则空空一场。但下海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他们目睹众多纷纭变幻，经历无数挫折和成功后，早已看破万事。纵然如此，这一年对于这群人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影响终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偏偏，中国人特好“文以载道”。51名乡镇企业家名单登上《人民日报》，其中19人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两天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乡镇企业家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国家确定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私营经济方针。从属性上来说，乡镇企业徘徊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从实际演变的过程中看，从“公”到“私”的转变步伐中，集体经济总扮演着一个桥梁的作用。这次的表彰就不例外。

    平静的表面下，奋进向前的潜流悄然积蕴。人心所向。也难怪，在许多人的回忆中，这年的春天似乎特别悠长。

    过完春节，一个内地人去温州出差。坐车经过大溪岭的盘山公路到温州，还在五马街逛了逛，这里让他“感觉很洋气”。后来回忆时，他写道，温州“跟浙江的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犹如当时的广东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一样”。

    实际上，当时的广东正在经历一场有关未来的大变革。

    1992年2月，邓小平用四天时间先后视察武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