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旅游业因之火暴。

    再综观1998年全年，布下的棋局年初已然成形。

    曾在“分配”管制下不显山不露水的房子风光起来。一个名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颁发，宣布“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这纸通知给中国的房地产带来了春天。从这一天开始，房地产名正言顺地市场化，其投资品的性质不再遮遮掩掩。市场的闸门打开，中国的房地产以超长的速度发展，带动建筑、家具、家电、钢铁、中介、金融、室内装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拉动GDP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后，房子将成为大部分普通中国人一生的“梦魇”，忧郁、焦虑、辛酸和无奈掺杂其中。然而，却也为温州资本的呼风唤雨提供了新的延伸空间。

    一家民营房地产企业老板，拿出2000万元参股当地最有名的优势企业荣事达。这位异想天开的民营企业家不知道究竟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可在诞生过“小岗村”故事的地方，此举为“国退民进”写下新的注脚。他最终成功，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无论公有、私有，都是社会资本。联合资本使企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后来，他被评为首届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优秀企业家”。

    “国退民进”逐渐成为1998年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回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著名的“小岗村”。据说最早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凤阳县就是在一年之内把上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卖给私人。

    政府决心关停一批国有企业。股份制在全国大势已非星星之火，或方兴未艾，而是如火如荼，成燎原之势。政令下达，一夜之间，大量集体企业和中小国营公司摇身一变为私人公司。经济变革的悬念被赋予种种神秘色彩，有人揣测，“国家政策资源通过某种隐晦的方式产生转移”，“一种扭曲的、不公平的政策被又一次非公平的方式反向扭曲”。

    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写道： 国有资产流失，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合理合法、里应外合地洗劫而去。中国太大，国有资产巨细并存，仿佛是永远也清理不了的没有尽头的仓库。道德评判的尺度，是靠不诚实的劳动巧取暗夺的。按照法律裁决的条文，数额往往巨大；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又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逻辑之内的现象。许多人因为钻制度或政策的空子一夜暴富。与穷人的致富相比，这种轻松的钻营并不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反而是温州那些“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命运中没有什么吉星高照过的小百姓”靠着纽扣、小五金批发，“发展为中国的小业主”。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脱颖而出。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更为中国的改革带来应有的凝重感、庄重感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可即使这样，有些时候，他们还是会受到不公正待遇。

    那时候，个体户，民营企业老总，常常会为资金发愁。意味深长的是，这个问题直到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整个官方金融系统对私营经济设置限制性政策，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合法渠道贷款融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占温州经济总产值9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从合法机构贷款不超过放贷总额的7%。

    由此形成一个奇怪的现象： 濒临倒闭的国营、集体企业成为放贷大户，盈利能力强的民营经济则借贷无门。个中端倪，耐人寻味。

    面对政策性壁垒，温州中小企业自有生存之道。

    这一年，国家计划下调水电价格，消息传开，许多水电站老板坐立不安。

    泰顺是发电大县，私营水电站是其主力。听到风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