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多老板“愿意将女儿嫁给公务员”，甚至有人“不惜花钱为儿女谋求一个稳定的职位”。对此，温州学者马津龙的解释是，温州老板开始谋求“政治地位”。

    中国的经济与企业是如此磅礴大气，许许多多“第一”加诸其身。然而，有人不无悲观地发现，大多数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中国企业均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暗自神伤。

    这种奇妙的对比，对于参与其中的温州企业，仿佛在隐喻着什么。

    温州人长志气的事情还有，一家民营企业在深圳挂牌上市。至此，温州民营企业有了上市公司。最让人交口称赞的是王振滔。他的企业销售产值超过20亿元，王振滔以个人名义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第一次就大方地捐出2000万。

    2006年这一年，央行放松人民币汇率管制。依赖出口的中国，乃至温州制造，头上升起第一片乌云。虽然增速有所下滑，但是温州经济还是保持了活力。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温州上亿规模企业达到5000多家，其中9家企业销售产值超过10亿元大关。纳税百强排行榜的入围门槛比上一年提高了240万元，排在最末位的企业也缴纳了高达1024万元的税款，相当于一个中西部贫困县半年的财政收入。

    所有的商店不可避免地出售中国产品，介绍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受到欢迎；学术风气浓郁的伯克利校园，有关中国的讲座海报是学生们关注的焦点。校方开设中文课，肤色各异的外国学生在课堂内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乐此不疲。有人会磕磕绊绊地问“毛泽东和江青是怎么认识的？”等稀奇古怪的问题。

    回过头来，一年后，王伟胜帮助同乡胡宾以2800万美元的天价购入迪拜“世界地图岛”中的上海岛，则又是一桩热谈。

    复出后，周荣销售机场成套设备，赚了些钱再次进入老本行。生意时好时坏，直到1996年，才偿还完债务。他开始由贸易向实业转型，目光放在苏州。后者聚集了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周荣找到三星，要求供货。对方对周荣提供的样品不满意，拒绝合作。但周荣并未死心，多次上门寻求合作，年关时仍然费尽周折递交样品。他不断追加投资，改进设备、原料与技术，期间多个股东感到前途渺茫而中途退出。周荣背负巨大压力，最艰难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挂起“惟勤惟算”四个大字。

    1979年，陈道荣出道，23岁的他怀揣200块钱，跟着朋友去陕西宝鸡推销柳市小家电。此后7年，他经常往返于陇海线上，就连列车乘务员也对他印象深刻。最艰难的一次，为了去一个铜矿推销电器，陈道荣徒步行走10多个小时，差点葬身在风雪交加的唐古拉山口。

    形势终于好转，研制的电子元件通过三星审核。三星在全球市场份额空前扩张，路之遥发展迅速。再往后，路之遥成功打入西门子、松下等知名企业的全球采购网。到2006年，经济形势呈现出“过剩”苗头，其他企业急迫寻找新出路时，路之遥已经打入高端领域，年产值接近50亿元。与20年前的小厂相比，断然不可同日而语。期间，温州企业新生无数，死亡无数，历经同样风雨，却少有一路坎坷、不断壮大者。

    2006年前后，几乎看不到任何论调暗示或明示“中国经济即将崩塌”，而此种论调曾经屡见不鲜，虽然无一应验。不经意，外国人转换了态度，开始赞美中国。市面上出了一批颂扬中国变革的图书，且非常畅销： 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进入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一举获得这年英国《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法国资深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撰写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也迅速热销欧洲……

    2006年5月，温州眼镜企业在米兰眼镜展上拿下4000万美元订单，引起一片恐慌。仅隔1天，4家中国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