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子挣脱了。没有再看他一眼，也没有告别。我只是转过身去，强作镇定，努力寻找逃离的路。直到那时候我才发现刚才那杯水大部分都洒在身上了，左脚的鞋子也湿透了。他没有来追我，也许是因为猜到追了也没用。他只是静静地在那儿坐着，当我快要走远时，射出了最后一箭：

    我耸了耸肩膀。

    “你在说什么，丫头？”她小声问道，声音支离破碎地从喉咙中飘出来，充满了茫然和难以置信。

    我很清楚自己的出格行为会颠覆这份舒适温馨。我也知道除了伤害自己，还会葬送其他人的一生，但那时候我已经无法阻止自己了。我下定了决心，而且意志坚定：让婚礼和公务员考试见鬼去吧，我不想再埋头在小桌子上学习打字，也不想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生子、同床共枕、同甘共苦。我要抛弃他，即使这时候刮起龙卷风，也不可能让我改变心意。

    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盯着我的双眼，主动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

    我害羞地伸出一只手。伸手之前我迅速地看了一眼伊格纳西奥，希望能看到他欣赏的眼神。但是我没有找到。伊格纳西奥的注意力已经回到机器上去了。拉米罗·奥利巴斯大胆地抚摸着我的手指，充满了性感的挑逗，让我毛孔紧张，两腿像夏日风中的树叶一样发抖。直到伊格纳西奥从雷特拉35打字机上收回目光，询问如何付款时，他才放开我的手。两人商定当天下午先交一半货款，另外的一半第二天上午现金交付。

    我强作镇定，沉默不语，试图掩饰冒失的言语背后那份紧张不安。母亲的反应让我害怕。对她来说，伊格纳西奥几乎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儿子，他的出现填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男性的空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性情相似，互相理解。母亲总是特地做他爱吃的菜，给他擦鞋，为他缝补磨损破旧的衣物；他则在看到她为他精心缝制的周末弥撒服装时大加奉承，时不时地给她带蛋黄甜点，有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比我更漂亮。

    我们没等太久，一位穿深色衣服大腹便便的人便出来接待了。他和善地问好，并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伊格纳西奥跟他聊了起来，告诉他我们的需求，向他索要资料、征求意见。这个店员拿出了看家本领，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他把店里陈列的每一款打字机的特性都介绍了一番。虽然详细、严谨、精确却单调乏味。二十分钟以后我都快无聊得睡着了，伊格纳西奥却全身心地投人其中，专注于吸收这些信息，完全忽略了我，忽略了与店员的介绍无关的一切。我决定自己到一边去转转，因为我对他们的谈话实在是—点兴趣也没有。伊格纳西奥的选择一定是最佳的，这我完全相信。而打字机对我来说，不就是键盘、回车和侧铃的组合吗？

    其实我那时并没有什么宏伟的人生规划，所有的抱负都和家庭相关，无非是些家常琐事，与当时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很相配，几乎触手可及。我的世界只围绕着一些人和事缓慢地转动。在我看来，他们永恒而坚固。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小小世界里最坚实的支柱。她是名裁缝，在一家专门为贵族定制时装的工作室上班。她经验丰富，品味高雅，但终其一生只是个劳劳碌碌领薪水的裁缝。就像其他裁缝一样，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手眼不停地进行裁剪、缝纫、比量、修改，最终将凝结着汗水和心血的衣服穿到别人身上，而当这些作品受到赞誉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出自谁人之手。关于我的父亲，我知之甚少，确切地说一无所知。他从未露过面，这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我对他没有多少好奇心。八九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冒险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他的零碎信息：他有另外一个家庭，不可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我一心只想着吃完最后几勺四旬斋期间聊以充饥的豆菜饭，母亲的话就跟眼前的饭一样让我极不耐烦，囫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