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了皇宫酒店，脚步稳健而自信，仿佛生来就习惯踩着高跟鞋穿梭于世界上最高级的酒店之间。我穿了一身暗红色细羊毛呢套装，一头披肩长发刚刚经过细致的修剪，头上还戴着一顶做工考究的带羽毛的毡帽，这是丹吉尔的博伊森阿特女士的手笔，据她说，那时候法国的贵妇们都把这样的帽子称为“重头戏”。跟衣服搭配的是一双从巴斯德大道最好的鞋店中购买的超高跟鳄鱼皮鞋。我手里拿着一个小手包和一副珍珠灰色的小牛皮手套。好几个人都回头向我张望，我假装不动声色。

    在我身后，一个门童正推着一个化妆箱、两个戈雅牌行李箱，还有一堆帽盒。其他的行李、家具和订购的布料第二天会从海峡那边畅通无阻地运过来，通过陆路到达马德里。怎么可能不是一路绿灯呢？所有的海关手续都由世界上最正式的部门——西班牙外交部盖了一道又一道的章。我是坐飞机过来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飞行，从萨尼亚拉梅尔机场到塞维利亚的塔布拉达机场，然后从塔布拉达到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离开得土安的时候我用的是希拉·西罗嘉的西班牙护照，但是有人负责在旅客名单里做了手脚，这个名字不会出现在名单上。在飞行过程中，我用随身携带的应急针线盒里的剪刀把那张旧护照剪得粉碎，包在了一块手帕里。不管这么说，这是共和国时期的护照，在如今的新西班牙也完全无用了。在马德里降落时，我出示的已经是崭新的摩洛哥护照了。照片下面写着我在丹吉尔的住址，还有我的新名字：艾瑞斯·阿格瑞克。这名字奇怪吗？并不奇怪，只不过是我原来姓名字母的倒序而名字最后的字母h，也是跟菲利克斯学的。我刚在得土安开店的时候，他帮我在店名后加上了这个字母，用来体现摩洛哥风情。这不是一个正宗的阿拉伯名字，但是听起来比较奇怪，在马德里不会引起怀疑，因为谁也不了解在阿拉伯国家人们到底是怎么取名字的，就像帕索多布莱歌唱的那样，在那片非洲的土地上。

    出发的前几天，我一字不差地遵循着罗萨琳达留下的那封信里的线索，联系她指定的人获取新的身份证明；在她推荐的店里挑选最好的布料，并把账单一起寄到当地的一个地址，虽然我一直不知道那到底是谁的地址。我再次来到提姆酒吧，点了一杯血腥玛丽。如果我最终决定给出否定答复的话，应该只点一杯廉价的柠檬汽水。店里的酒保面无表情地送来了酒，好像心情欠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些听上去毫无意义的话题：昨天晚上的暴雨打坏了一个遮阳棚；下个星期五早上十点会有一艘叫杰森的美国船到来，船上装着英国货物。但是从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里我获得了我需要的信息。那个星期五在指定的时间，我来到了丹吉尔的美国大使馆。那是一栋位于摩尔人社区、极其摩洛哥风格的小宫殿。我向守门的士兵表示我想见杰森先生。他拿起一个沉重的内部电话，用英语通知约见的客人到了。得到指示后他挂上电话，把我带进了一个四周全是石灰拱门的阿拉伯式庭院。一位官员把我接了过去，一言不发地迈着敏捷的脚步，带我走过一连串迷宫一样的通道、楼梯、走廊，直到建筑最高处的一个白色平台。

    “那就是杰森先生。”他指了指平台尽头的一个男人，接着就一路小跑着下楼了。

    这个人的眉毛异常浓密。他的真名不叫杰森，而叫希尔加斯。艾伦·希尔加斯，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海军参赞，也是英国在西班牙开展情报工作的总协调人。方脸，前额宽阔，深色的头发用发蜡整整齐齐地向后梳起，中间还有一条笔直的头缝。他穿着一件灰色羊驼西装，远远地我就能分辨出那优良的质地，迈着稳健的步子朝我走来，左手拿着一个黑色皮质公文包，先是做了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跟我握了握手，然后邀请我欣赏丹吉尔的全景。的确很令人震撼：港口、海湾、整个海峡，还有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