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个衣着鲜亮养尊处优的人，在古巴乐队的伴奏下，在马德里赌场的皇家大厅迎来了一九四一年的元旦。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本来我是打算独自度过那个夜晚的，也许会邀请马努埃拉女士和两个女孩子跟我一起分享一道鸡肉大餐和一瓶苹果酒。但是我的两位顾客——阿尔瓦雷斯·比古妮娅姐妹的执意邀请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虽然对活动没有高涨的热情，但是为了那个夜晚我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梳了一个低低的发髻，用摩洛哥炭笔化了眼妆，以突出自己所谓的异域风情。我还为自己设计了一条银色筒裙，袖子宽大，腰间用宽腰带衬托出身材。这是款介于纯正的摩洛哥长袍和优雅的欧洲晚礼服之间的原创设计。姐妹俩的单身弟弟负责来时装店接我，他叫艾尔内斯托，除了小鸟一样的面容和献殷勤时的装腔作势，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到达以后，我迈着稳稳的步子踏上大理石台阶进入皇家大厅，假装毫不在意这个空间有多么豪华气派，也没有看到那些毫不掩饰地向我投来的目光，甚至都没有看一眼天花板上巨大的水晶灯，还有墙上气势恢宏的绘画和上着白浆的边框。我放射出的信息只有自信，自我主宰。似乎这种奢华的环境就代表着我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我来到这里就好像鱼儿进入了水中，怡然自得。

    但这不是真实的我。虽然我每天都围绕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服，就像这天晚上我周围的淑女名媛们炫耀的那些衣服一样，但是之前几个月的生活完全不是闲适随心的，而是日以继夜地在我的双重身份下，把所有的时间全都投入到两种工作中去。

    两个月前我跟希尔加斯见了面，就在见到贝格贝尔和伊格纳西奥之后。那次见面成了我行为方式的分水岭。关于贝格贝尔我向他提供了最详尽的细节，但是关于伊格纳西奥我却只字未提。也许我应该跟他说的，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羞怯，也许是因为不安或者恐惧。我很清楚伊格纳西奥的出现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谨慎，第一次怀疑被跟踪的时候就应该向希尔加斯通报，也许那样就能避免一个内政部官员轻而易举地进入我家中，还大模大样地坐在客厅等我。但是那次重逢又太过私密，倾注了太多感情，对我来说太过疼痛，所以我无法用情报工作中那些冷冰冰的模式将它套进去。避而不谈这件事情显然不符合他们给我规定的行为准则，而且挑战了我的最基本职责。但即便是这样，我也决定冒险一试。再说，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对希尔加斯隐瞒些什么，因为我同样没有告诉过他，时装店里雇佣的马努埃拉女士也是我过去的一部分，而那个过去是他绝不允许我越雷池半步的。幸运的是，雇佣我的旧日恩师和伊格纳西奥的来访都没有造成直接后果，时装店至今没有接到任何驱逐令，也没有人要求我到哪个该死的办公室接受质询，穿着华达呢的阴魂不散的监视者也一下子失去了踪影。这是永久的停战还是一个短暂的间歇，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贝格贝尔被停职后希尔加斯跟我的紧急会面中，他依然表现得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冷淡而中立，但是他怀着浓厚的兴趣仔细听我讲上校来访时的每一个细节。这让我不禁怀疑，他们大使馆在接到贝格贝尔被停职的消息以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这是一栋老宅的一层，从外表上看毫无可疑之处。门铃一响，立刻有人出来开门，一位年纪较大的护士请我进去。

    “瑞克医生正在等我。”我按照糖果盒丝带上的指示说。

    “请跟我来。”

    正如预料的那样，在进入宽敞的诊室时，我看到的不是什么医生，而是一个从事完全不同职业的浓眉英国人。和之前几次我在Embassy看到他一身蓝色军服不同，那天他一副平民打扮。浅色的衬衫，斑点领带，一套优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