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你谈论的东西——他们留下的那些——是二零零二年八月出现在我的公寓里的。我清楚地记得时间，是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我帮葆拉·罗伯逊修空调后不久出现的。回忆常常需要一个标记，而我的标记就是那件事。葆拉是一位童书插画家，长得挺好看——见鬼，何止好看，她是个大美女——丈夫是做进出口生意的。

    对于这种真正能帮助一位漂亮女士——哪怕是一位不停地强调自己已婚的女士——排忧解难的事，男人的记忆力总是很好的；因为这样的机会也确实不多。现在的世道，骑士行为通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当天午后，我下楼散步时，看见她一脸沮丧地站在大堂里。我跟她打了个招呼，也就是住同一栋楼的邻居问的客套话，她却气冲冲地问我物业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去度假。我指出，就算女牛仔也会忧郁，就算物业也会度假；况且，八月本来就是适合旅游的好时光啊。在八月的纽约（或是巴黎，我的朋友），精神病医师、潮人艺术家和物业管理员都是珍稀物种。

    她没笑。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听出了我对汤姆·罗宾斯的引用——说话晦涩是阅读课给我的后遗症。她说或许八月真的是个去海角或火岛旅游的好月份，可是她的房间热得快着火了，空调却一丝风都没有。我问她是否愿意让我看一看。我还记得她当时看我的眼神——那双冷静的灰色眼眸将我上下打量，我想那样的眼睛大概能看透许多东西。我也记得自己对她的疑问付之一笑：你安全吗？那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不是——稍后，有时是在凌晨两点，我倒是会想起——而是那部劳伦斯·奥利弗临时起意给达斯汀·霍夫曼做牙科手术的电影，里面，他不停地问后者，安全吗？

    我安全得很，我说，我有一年没攻击过妇女了。以前，我一周攻击两三个，不过心理治疗还是起作用了。

    这是个挺唐突的玩笑，可我本来就处于无所顾忌的情绪中。一种夏天的情绪。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她伸出手。葆拉·罗伯逊，她说。她伸出的是左手，并不合乎握手的惯例，但黄色的金属小圈正套在那只手的手指上。我认为她是故意的，你怎么想？但她告诉我她有个做进出口生意的老公是以后的事了，是在换我向她寻求帮助的那天。

    电梯里，我提醒她别对我期望太高。不过，要是她想找人挖掘纽约征兵暴动的内幕，或是提供天花疫苗发明过程中的有趣轶事，甚至寻找关于电视遥控器之社会影响的名人言论——据我的浅见，电视遥控器是过去五十年最重要的发明——我绝对是不二人选。

    那么说你是研究人员了，斯特利先生？站在缓慢而摇晃的电梯里往上升时，她这样问我。

    我给了她肯定的答复，但并没有告诉她我其实还是个新手，也没有让她叫我斯科特，那样肯定又要吓到她了。我当然也没有告诉她我正在试图忘记有关农业保险的一切。没有对她说，事实上我正在试着忘掉许多事，包括一些人。

    你看，或许我正试着忘记，但我还能记住很多。我想，当你刻意去忘记时总是这样，有时是越想忘记反倒记得越清楚。我甚至还记得某位南美小说家——就是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说过的话。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过：婴儿时，我们的第一个胜利来自于抓住世界的一小部分，通常是我们母亲的手指。以后，我们发现，其实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抓住了我们，而且一直都是如此。是博尔赫斯说的吗？也许是他。也有可能是马尔克斯。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让她的空调再次开始运转，冷气从排风口吹出来时，她立刻高兴起来。我还知道，关于认识倒转、我们终究会意识到是外物在掌控自我的那句话是对的。或许，物把人变成了囚徒——梭罗无疑是这样认为的——可它们也使我们保住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