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我写下了这个故事。

    若是曾经骑过这一类玩意儿，你肯定知道它们有多乏味。而要是你也曾逼着自己坚持每天锻炼，你就会明白那有多难。（我的格言是：吃更容易。不过，是的，我也坚持锻炼。）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与此类健身器械除了恨还是恨的不良关系，不只是健身车，还有我踏上过的每一台跑步机和每一台爬阶器。

    就和几乎所有美国人一样，九一一事件对我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根本性的。和大批文学小说或大众小说的作者相同，对于书写这样一个与珍珠港被袭和肯尼迪遇刺并列为美国历史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也有所迟疑。可是，写作是我的天职。双子楼倒下的大约一个月后，我有了这个故事。如果不是想起二十五年前和一位犹太裔编辑的谈话，或许我还不会把它写下来。他对于我写作《纳粹高徒》颇有微词。

    他说，你不该写集中营，因为你不是犹太人。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我不是，那个故事才更有意义——因为写作是一个主动去理解的行为。像每一个那天早上看到纽约的天际线燃烧的美国人一样，我想去理解那个事件和它不可避免地留给人们的伤疤。这个故事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写下的。

    一九九九年的车祸以后，我开始服用一种名叫多塞平的抗抑郁药——并不是因为我抑郁（他忧郁地说），而是多塞平据说有镇痛作用，而事实证明它的确是有用的。可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前，去伦敦宣传《丽赛的故事》时，我感觉是时候扔掉那玩意了。我没有征询主治医师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停了药。骤然停药的副作用是……有趣的。大约一周时间，夜里闭上眼时，我会看见栩栩如生的摇摄镜头，就像电影里一样——树林、田野、桥梁、河流、篱笆、铁轨、挥舞锨镐的筑路工人……然后，所有画面会一遍又一遍重放，直到我睡着为止。只有这些纤毫毕现的画面，从来没有情节。画面消失时，我莫名地感到有些伤感。停药后，我还做过一些梦。其中一个——我在梦里看到巨大的蘑菇云在纽约上空炸开——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题。写下它时，我甚至意识到这个画面已经在不计其数的电影（更不用说电视系列片《耶利哥》中出现过，因为那个梦有某种纪录片般的真实感。我一边心怦怦地乱跳，一边想，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迟早会发生。就像《哈维的梦》一样，这个故事更像是听写下来的。

    这是本书中最新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发表。它深受阿瑟·梅森的《潘神》的影响，那个故事（和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一样）克服了冗长叙事带来的疲惫，毫不留情地击中了读者心中的恐惧区域。它带来过多少不眠之夜呢？上帝才知道，但其中有些是我的。在我看来，《潘神》在恐怖小说类型中的地位己接近一头“白鲸”，每一个严肃对待此类型的作家或早或晚都会触及它的主题：现实是稀薄的，而其背后真正的现实是个满是怪物的无底深渊。我想尝试将梅森的主题和强迫症嫁接在一起……部分是因为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强迫症的困扰；（我们不是都曾临出门前又回过头去检查烤箱或煤气炉关掉没有吗？）部分是因为强迫症几乎是所有恐怖故事不可或缺的因素。你能想出任何一个成功的恐怖故事里的人物没有主动去触碰自己讨厌和厌恶的东西吗？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壁纸》。如果它是你大学课程的选读篇章，教授们很可能会告诉你那个故事体现了女权主义思想。的确是那样，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描述思想如何在其自身强迫性思维的重压下挣扎的故事。

    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了《N.》里。

    如果说里有像CD的隐藏曲目似的作品，这篇《来自地狱的猫》应该就是了。为此，我要感谢跟我共事已久的助理玛莎·德菲利玻。当我告诉她，我打算再出一个短篇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