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的。

    相比之下，任志强几乎每个关于房地产的重大判断都是准确的。这次也是一样，尽管名义上的房地产业并没有被纳入国家的振兴规划之中，但在所有的行业中，国家出手拯救最多的却是房地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给开发商、鼓励购房等政策，拯救房地产行业。其目的正如任志强所说——“保8”。

    这次，任志强扮演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角色，相比之下，本业是经济学的易宪容则判断再次出错。

    观点七：企业追求利润和社会责任不矛盾

    企业公民起码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我们的社会连基本的企业公民的权利都不能给予保证的话，而谈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则只能是空谈。如果我们中央的文件都被大家视而不见，认为商品房不是给中高收入家庭的，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就不会存在了。这对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

    也许你们可能认为我说了这些话，所以人们都恨开发商；我要不说这些话，难道就没有人恨开发商了。我不这么觉得。如果说作为企业公民，我们可能并不比其他企业做得少，全国唯一一个实行质量担保的是我，唯一一个开发商给消费者发钱的是我，你还想要什么企业责任。如果消费者协会已经代表了消费者，认为我是唯一一个信得过的企业，我还不是一个好公民吗？税务我是A级，银行我是A级，我哪点比你差呢！

    ——任志强在2006年度中国房地产优秀企业公民颁奖典礼上的发言

    房地产商们高喊“社会责任”的口号，本来就令人怀疑其真诚。从其他一些细节看，如果说这是房地产商“好汉不吃眼前亏”，试图借社会责任概念来改善自身形象，缓解各方压力，以便继续“忽悠”，也似乎能讲得通。这些房地产商们如此高调地谈社会责任，动机到底是什么？是面对政策打压的狡黠自保？是面对舆论声讨的缓兵之计？还是真正的翻然悔悟？一时还真是难以判断。“中国纳税百强榜”等系列榜单无情地击碎了分析人士的乐观预言。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榨”出了地产开发商大话下面的“小”来。

    笔者认为，这四项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外部强制性制度约束下不得不承担的消极责任，第一项显然就属于消极责任；另一类是出于道德良知而自觉承担的积极责任，后三项都属于积极责任。一个企业是否承担积极责任，完全是企业的自由选择，而消极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不可想象，假如一个企业连奉公守法的消极责任都不肯承担，它又怎能出于道德良知而自觉承担积极的社会责任呢？

    假如说，勇于承担出于道德良知的积极责任，是对一个企业的“高要求”，那么奉公守法、照章纳税就是企业的“最低要求”。在“最低要求”达标之前，“高要求”必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求。假如一个企业连奉公守法、照章纳税都做不到，怎么能够奢求其承担社会责任？

    要企业牺牲企业利益来换取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但是企业也应该明白，社会责任不是喊口号。如果真的要重新树立行业的道德形象，需要做的有很多。在笔者看来，房地产商们应该先做个照章纳税的守法企业，再谈社会责任。

    ——马国川《高喊社会责任的口号 地产大腕请先守法再高尚》（2006年9月《中国经济周刊》）

    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人人都说比尔·盖茨有社会责任，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社会。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微软的视窗系统在中国卖的价格远远高于美国。凭什么美国人收入比中国人高，中国人使用视窗系统成本反而比美国人高？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因为视窗系统模仿的技术门槛高，所以，微软获得了垄断利润。

    任志强和很多人争论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商业原则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