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馆里拥挤而嘈杂。星期五晚上是餐馆里最忙碌的晚上之一。端着沉重的托盘在闷热的厨房与餐厅之间来回穿梭，萨拉已经汗水涔涔。

    她的目光不时地转向门口，而后瞧瞧腕上的手表。已经过了五点，雷蒙德·冈萨雷斯还没来上班。助理经理气得脸色铁青，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等侍应生。现在萨拉和其他女侍者在完成本职之外不得不收拾桌面。这意味着整个流动的速度要慢于平日，而纽约人喜欢一切都是快节奏的。

    坐下来大约三十秒钟后，他们便期望有东西上桌。面包、泡菜、水，任何东西。

    “嘿，叫你呢，”一位身着褐色皮茄克的粗鲁男人在萨拉匆匆经过他身边到另一张桌子去时朝她吼道，“我已经等了十五分钟了。你什么时候才来理我？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明白吗？”

    “对不起，”萨拉马上说，“等我把这份点菜单送进去，我就回来。我们今天晚上有点儿缺人手。”

    雷蒙德会丢掉饭碗的，萨拉断定。尽管他只是个收拾桌面的低级侍应生，饭碗也并不那么好找。并且，她怀疑他除了他那份艺术天份外，别的技能有限。

    她责备自己不该离开他。她走出阁楼时怒气冲冲，不胜烦恼，可她的愤怒随即转为担忧。两年前，她的弟弟自杀了，使全家深受打击。可跟别的家庭不一样，萨拉把责任都统统揽到自己肩上。为什么她事先没有看出任何征兆？他俩之间最为亲密，而他哥哥跟他们的父母和家里其他人之间则关系或者疏远，或者紧张。她还记得他悬梁自尽的前一天晚上脸上那无助而绝望的神色，猛然意识到这天早些时候她在雷蒙德眼里看到的正是同样的表情。

    早些时候因他还不来上班，已经草草记下雷蒙德的电话号码，趁再次进厨房时，萨拉掏出一个二角五分的分币投入厕所间外的投币电话。回头扫了一眼，肯定助理经理没在，她迅速拨通了号码。电话铃至少响了十到十二次后，她才将话筒搁回叉簧，比先前更害怕了。雷蒙德没来上班，电话又没人接，他很可能死了。她弟弟死了三天后，尸体才在他那无电梯的、位于五楼的污秽的房间里被发现。跟雷蒙德一样，她弟弟自视为艺术家，一位诗人，当他的梦想破灭后，贫困和绝望使他越走越远。

    萨拉永远忘不了葬礼后走进他的公寓去整理他那点可怜的遗物时的情景——满房间可怕的尸臭。如果雷蒙德已经决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也许无法阻止他这么做，正如别人不止一次告诉她的那样。但她完全可以打个电话，瞧瞧他怎么样了。至少，要是他死了，她可以早点发现他的遗体。

    萨拉驱使自己更卖力地接受点菜，满足顾客的要求，害怕自己如果不替雷蒙德做点什么，她会在有人乞求帮助时，又一次视而不见。她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她相信某种力量，相信人生自有其安排。也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她对自己说，她正接受考验。她已经痛失她弟弟。与一个像雷蒙德这样的人相遇也许正是一个证明她不会再让类似的失误再重犯的机会。

    等到餐馆里暂时清闲了点，出现了几张空桌，她立即走近助理经理。

    “我不舒服，”她说着，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我想我设法顶到下班了。”

    那人愤怒到极点，像个疯子似的朝她破口大骂：“别对我装出这副病态，妞！回去工作！你会被解雇的！要么去工作，要么滚回街头那个低级的‘伯尼’饭馆当女招待去吧！”助理经理是个臃肿的希腊人，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腆着个大肚子。

    萨拉眼睛眯成一条缝，瞧着他：“什么？你要我吐到顾客身上吗？”她走前一步，离他更近，捧住小腹，张大嘴，作出一副马上要呕吐的样子，“我想我这会儿就快吐到你身上了。”

    助理经理跳了几步，怒目圆睁：“滚出去，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