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的重要人口基础。

    第二，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大、消费水平高、增长速度快，会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

    本章试图再寻找大牛市的契机，研究和探索未来拉动中国内需升级的人口因素。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建国初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80%，农村地区更是高达90%。换句话说，那个时期人们的收入主要花在填饱肚子上。到了2009年，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5%，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只有36.7%。与此同时，居民用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

    经济史学家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1870～1913年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美洲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0.47个百分点，这90%以上可归结为新大陆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力。

    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目标，还是经济增长方式，都必须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消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人口因素对这两方面都有直接影响。

    那么，人口转变又是怎样通过对消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呢？首先，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指的是劳动力充裕进而出现了劳动力廉价、雇工便宜的现象。正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造成了之后几十年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这使中国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为人口多，劳动力价格、工资价格就降下来，从而使中国的劳动力、中国的产品在整个国际市场显得相对廉价。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中国的人口红利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25%～34%，而在“东亚奇迹”时期（1974～1996年），更是高达34%～50%。

    再次，国民的储蓄行为也会影响投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储蓄和投资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由于中国人传统的储蓄观念根深蒂固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导致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用储蓄进行投资的缺口始终存在。这意味着在资金紧缺的中国，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没能被有效利用，大量储蓄资金在金融机构休眠，使得中国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低。大规模储蓄成为潜在的“投资冲动”的一大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