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也往往因为这方面的缺口而被打断。如果能源（主要是电力）、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和部分原材料工业的投入有长足增长，那么，它们有可能带动加工业以数倍于这些部门自身的产量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在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长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长状态开始缓解，通过资源向高效部门转移，以及消除“瓶颈”，中国经济效率的改进迈出了举足轻重一步。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落后地区的存在有利于加快技术进步。过去，人们一直用“卫星上天，老牛拉犁”来形容中国技术和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这非常贴切。中国一方面拥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才拥有的原子弹、航天、电子等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沿用数千年延续下来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老牛拉犁”便是其中一类。与其他二元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差距是最大的。然而，就是技术上的差距，蕴涵了推动中国经济技术进步非常有利的条件。技术差距大，意味着经济中的落后部分有获得技术迅速进步的可能性，落后地区可以越过好几个阶段后来居上。

    采用先进技术的行业会对采用落后技术的行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先进部门向落后部门传递先进技术，要比国际间的技术传递成本低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中军工技术向民用部门的传递，城市企业技术向乡镇企业的传递，以及科技兴农等，都是颇有成效的。未来，随着阻碍技术转让的藩篱进一步拆除，通过技术传递来推动技术应用将在中国以空前的速度发展。

    城乡消费水平差异使某些工业部门的成熟期延长。长期推行城乡二元发展的后果之一是，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日趋扩大。农业与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之比，1952年为1∶2.4，1978年升到1∶2.9。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1983～1985年间曾达到1∶2.3，到1989年又回升至1∶2.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导致了不同的消费结构，如城乡居民在较高档次的消费品上的差距就相当大，由此形成了中国消费需求独有的“断裂”现象，即城市居民对某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高潮过去很长时间之后，农村居民的大批量需求才刚刚开始。这一现象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两次消费高潮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相对持续期。平心而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上的严重滞后，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不但不是消极的，还是非常有益的。

    一方面，这种差距避免了对某一档次消费品需求浪潮的集中到来。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在同一区域内的收入差距是偏小的，这种收入差距很可能在某个时期形成对某类消费品集中的普遍的需求而出现较大的供应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城乡消费差距就起到了分散消费需求的作用。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能够有效延长某些耐用消费品行业的成熟期。中国的家电行业，如电视、冰箱、洗衣机、音响设备等，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镇地区形成了长时间的排浪式消费。到了21世纪的今天，经济学家已普遍相信，随着拉动内需和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将迎来源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第二次消费潮。新一代的耐用消费品如轿车、住房等，也因为农民兄弟的参与而维持一个持久的消费期。试想一下，这是一个有着9亿人口的广袤市场啊！

    第二，过去30多年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所导致的低工资与高技术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持久而独特的竞争优势。从长远看，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总会成为抑制工资上涨的一个强有力因素，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具有长期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