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1世纪初，港、澳、穗、深、珠五大城市群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超级产业链”。在产业政策及结构上，五地也回应作出重构：华南经济圈中的香港辐射效应是最大的，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对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将形成垂直合作关系。从发展趋势看，广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将在若干年后形成经济优势，形成香港、澳门对其依附性越来越大的局面。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五地的经济融合将遵循以垂直合作为主，但从长远看，以水平合作为主的模式，这是一种结构性互补。

    如今，中国沿海地区早已和内陆各省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分工和协作关系。因此，如果把战略视角进一步投向21世纪20年代，在一个涵盖港澳台、亚洲和世界的华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国“黄金海岸”各省市的基础上，再有10年时间，至2020年，这一华人经济圈应可将经济融合的巨大利益逐步扩散至中国北方及广袤的内陆地区。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经济整合和协作将可望在集约化程度上展开。

    显然，华南经济圈的成功典范给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中积极拓展与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参与新世纪条件下的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为加强与该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

    中国在迎接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挑战中，无疑正在效仿华南经济圈一体化的模式，把它和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当成一个发展架构来处理。可以想见，未来，中国沿海地区将在原来区域整合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五大块跨国产业协作系统，其基本框架是：

    1.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以中日韩为主体的国家构成的黄渤海经济协作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实力的经济区域之一。中国、日本、韩国不仅地理位置邻近，而且文化上很接近，增进合作的条件非常好。再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三个国家具有形成未来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同时，这三个国家不仅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多少存在着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术和资本，韩国的生产技术、成功的产业化和结构调整经验，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将形成互补优势，这三个国家合作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是巨大的。

    在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中，第一层次的协作是以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沿海地区与朝鲜、韩国的经济协作为核心形成国际经济协作圈和三角洲经济互补关系。政府考虑将一些三角洲地区建设成经济开放区，如辽宁的大连、营口，山东的烟台、威海和青岛。这些地区几乎覆盖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开放区一建成，即可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阵地。

    第二层次的产业协作是指第一层次的协作范围向北扩展，在中国、朝鲜、韩国与日本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主要以中国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与日本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带动中国、朝鲜、韩国和日本的产业协作。

    第三层次的产业协作是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实行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产业协作。主要以中国的劳动力、俄罗斯的资源、日本的资金相结合为主要条件，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产业协作，逐步形成东北亚经济圈。

    从发展前景看，东北亚地区很有可能组成一个以高科技为龙头，实行梯度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体系的区域协作结构。中国东北地区既可以承接从日本、韩国转移出来的相当部分的产业，又可向蒙古、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转让某些技术，是东北亚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利用日本、韩国的先进技术和俄罗斯远东的自然资源，把在东北的集团公司变成双向进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进日本和韩国的先进技术，利用东北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加工并返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