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便在1985年，这些挂靠集体的私营企业，也在矛盾的旋流中痛苦挣扎。他们一方面想戴“红帽子”继续享受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身份清晰化，让产权恢复到原来的面目。

    很快，温州“电器大王”、“邮电大王”、“目录大王”等“八大王”被定以“投机倒把罪”。其中“电器大王”郑元忠的遭遇为日后温州服装业从业者埋下了一个伏笔。

    幸运的是，温州真的迎来了这样一位支持者。1986年2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来到温州。和政治头衔相比，费孝通更知名的是社会学家的身份，这位常年关注中国农村商业改革的大学者，之前听到了关于温州的种种争论，他决定亲自走一趟，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代真的变了，整个国家都在巴望着能有更多的突破。

    抑或正是如此，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地表达着对“私营业主或是个体户的关怀”。全国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正式成立。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

    现在的研究者认为妙果寺服装市场是温州人对财富的虔诚和不惜力的勤勉感动了神灵，最终结出了“妙果”。

    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模特表演队——上海市服装公司服装表演队成立；第一所全国性的以服装科学、工程、艺术为主体的新型的服装教育高等学府——北京服装学院在京成立；由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命题、纺织工业部立项的中国第一份《服装工业发展战略研究》科研课题，在北京通过专家评议；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强调，要以服装为龙头，更好地带动和发展纺织工业；中国首届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举行，评选出了十佳模特，这也成为“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前身。

    不少人怀疑民营企业的“青春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

    直至现在，类似于“认识个体的命运，要先认清其所处的时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依然占据着我们的头脑，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当我们身处一个相同的时代，当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境遇大致无异的时候，认识个体的命运，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要素。

    这种起起落落的政策造就了温州三十年的传奇，以及周成建这样的“世界裁缝”。他们蜗居在当时声名远扬的温州“妙果寺服装批发市场”，正在一步步接近改革的真相。

    全中国的人们都在一种新世界中的浪潮中激动地寻找，到底要找什么，却不甚明了。人们好像在摆脱，却也说不清到底想摆脱什么。无可否认的是，物质生活已经大有进步了，但商品市场似乎还找不到一种统一的游戏规则。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市场中培养出来的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实力倍增，一些脱胎于妙果寺的其他专业市场也应声落地。

    此后，“红帽子”被众多民企当做护身符，群起追捧。这为十数年后的另一场风波，“产权之争”埋下伏笔。

    需要有人对此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经济的突破往往需要以政治安全作为保障，一旦获得政府高层的支持，改革将一往无前。

    后来的杉杉西服，以此为肇始。

    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尤其以温州为甚，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当时的温州，已经成了一个自给自足并且充满活力的商品市场，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导，1986年1月，温州的工业总产值就突破了10亿元。在温州市内，领导班子就进一步改革不断加力，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商品经济氛围已然形成。然而，温州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在全中国以改革先锋著称的城市中，温州的缺陷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尽管苏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