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缝制衣物的人，一个裁缝。没人会想到后来发生的种种，正如没人能料到发生在1992年的各种故事。

    故事之一，就是周成建在惴惴不安中挣到了一大笔钱，这笔钱比他在1986年欠下的20万天文数字般的巨大债务更加令人咋舌。

    要概括事实经过并非难事，更值得回味的是，这段意外的成功无法脱离大环境的更改而独立发生。而这也是所有瓯商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关转折与突破的重点。这年，邓小平在南方的巡视以及随后席卷全国的改革旋风，恰恰是成就无数像周成建这样的商人的新起点。

    要知道，在这股旋风之前，唯有1978年的小岗村民体会过那种地狱和天堂之间游走的复杂感觉，而在邓旋风之后，全国的商人们都在风口中领悟到了“改革”二字的含义。14年来，他们尽管也有不少次或者感动或者激越的美好回忆，但总会在周期性的治理整顿中魂飞魄散，直到南巡讲话过后，很多人都说，真正的一往无前的改革大潮终于来了。

    大潮冲刷最直接的地方，一个是深圳，另一个是温州，后一个地方要到很久以后才被人们恍然发觉。周成建所处的温州是这样一个地方——既闭塞，又充满渴望；既偏远，又胆量过人。这是一个政治氛围和中国其他地方比起来不甚浓厚的地域，于是给了商业闯关先天的理想温床。它和更遥远的深圳之间，似乎有某种奇特的关联，前者是民间闯关的成功典范，后者是官方指定的改革试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指向更自由、更活跃的市场经济。

    这样的共同点，却不是第一时间就在舆论中出现的，此时的周成建和他的温州伙伴们远远没料到自己正在从事的行业将会成为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棋子，而要看清这年的脉络，一切需要从深圳说起。

    1月19日，天气并不太暖和。平时，深圳市政府官员们应该已经坐在办公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但这天是周日，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庄重而肃静，它们都在翘首等待一个大人物的到来。早上八点，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他的同僚们在火车站迎接到了这位大人物——时年88岁的邓小平。

    邓小平南巡的意图很明显，他要走一遭，看一看，中国的南海边发展成什么样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地方官员们已经从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中感觉到首长的急切心情了。毕竟，离上一次给深圳题词，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邓小平确实对这里再度充满了好奇。

    这次南下，除了官员们能近距离接触邓小平外，还有一家媒体获准来到现场，这就是《深圳特区报》，报纸副总编辑陈锡添把这次经历当做了一份见证历史的资料，他后来说起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呈现出一种很宏大的人与历史的逻辑：“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描述尽管有些夸大，却也和事实相差无多。

    这个春天，让喜欢宏大叙事的中国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整年都被称作春天。邓小平的南巡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更大的号召力则体现在经济上。

    研究过中国政治规律的人无疑将这次南巡看做一场经济觉醒的开始，谁在第一时间跟上了高层的思路，谁就有机会创造奇迹。江苏的华西村，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一万八”。吴仁宝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行动起来的人，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从商热潮。

    众多成败得失的热情中，早已暗自蓄力的温州商人们以一